摘要：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器制作技术方面，南、北两个区域的差异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陶器成型技术方面，南区新出现了轮制技术，而北区没有。之后，北区的陶寺文化和南区的龙山文化在制陶技术的多个方面产生明显差异，最主要的是成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的巨大反差。成型技术方面北区始终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技术为主，其次是模制技术，轮制技术在陶寺文化中期出现但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相反，南区则以轮制技术占据主导地位。装饰纹样方面，北区陶寺文化始终以绳纹为主，少量篮纹和方格纹，而南区则以篮纹为主，方格纹其次，绳纹少量。

晋南地区行政区划上指临汾市和运城市。笔者以中条山为界，将晋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包含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南区包含平陆芮城谷地和垣曲盆地。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南北两区的文化面貌差异显现出来并产生明显分化［1］。

为了对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征有一个较全面、系统性的认识，笔者首先明确指出墓葬内出土随葬类陶器与遗址内出土的日常生活类实用器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异同。之后，主要针对日常生活用器，以器类为基础，对南、北两个区域新石器时代末期各阶段陶器制作流程的技术特征依次进行阐述。最后，从陶器制作技术特征方面的变化来进一步探讨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变迁。

一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墓地随葬陶器制作技术

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目前所发现的墓地仅有四处，即陶寺［2］、下靳［3］、周家庄［4］、清凉寺［5］，而遗址则有数百处。

从随葬陶器的种类和数量方面来看，陶寺墓地是最多的，下靳墓地和清凉寺墓地出土的少量随葬陶器种类也均见于陶寺墓地。周家庄墓地除瓮棺葬葬具之外，土坑竖穴墓均不见随葬品。结合各墓地大型墓的墓坑面积及棺椁类葬具，基本可以明确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晋南地区的四处墓地中，以陶寺墓地的规格最高。

以陶寺墓地随葬陶器为例，器物种类有釜形斝、罐形斝/鼎、小口折肩平底壶、浅盘豆、大口罐、单耳罐、浅腹盆、双耳罐、簋等，而这些器类多数也是遗址内出土的常见器类。所以，在器类方面，墓地与遗址基本相同，主要为日常生活类用器。

既然随葬陶器的种类基本上与遗址相同，那么在成型技术方面也不存在差异，详情见下节。

修整与装饰方面，除了与遗址出土的实用器装饰技法相同之外，例如器表滚压绳纹或拍打篮纹，随葬类的部分陶器器表之上还涂抹有红彩，少数涂绘红、绿、白、黑等多彩，这类器也称为彩绘陶。所以在装饰技术方面，随葬类陶器中的彩绘陶不见于遗址。但是彩绘陶的器形仍为日常生活用器，与遗址相比形制并不特殊。此外，彩绘图案的繁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葬间的等级差异。例如，陶寺大、中型墓，下靳墓地和清凉寺墓地出土的彩绘陶图案多是简单的条带状或圆点状，而出土于陶寺王级大墓或者中期小城内大、中型墓葬内的少数彩绘陶则呈现出复杂的彩绘图案，多数先涂抹一层红彩，再在此基础上以白彩为地，用黑彩勾绘出复杂的图案。例如陶寺M3027的彩绘龙盘、M3002的折腹壶、ⅡM22的簋、ⅡM26和ⅡM32的双耳罐等，彩绘图案均较复杂。下靳墓地的主要器类喇叭口折肩壶只是在肩部以上涂抹红彩。清凉寺墓地M79的折肩壶与陶寺、下靳墓地的同类器相同，也是在肩部以上涂抹红彩，M146出土的长颈圆腹瓶虽涂绘有红、白、绿三种彩［6］，但图案仍以简单的条带状为主。（图一）

烧制技术方面，陶寺墓地随葬陶器的胎质相对较疏松，烧成温度在650～750℃，而遗址灰坑内出土陶器的烧成温度为700～850℃［7］，新的测试数据显示普通泥质灰陶的烧成温度为850～920℃［8］。所以，相对于遗址出土的实用类陶器，墓地出土的随葬类陶器烧成温度要低一些，结合相对粗疏的胎质和较易脱落的彩绘，可以将随葬陶器作为明器，虽然与日常生活实用器的器类相同，但使用目的不同。

综上，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墓地随葬陶器的烧造火候较低，部分器表涂抹彩绘，主要目的是当作明器使用，彩绘图案的繁复程度与墓葬等级有关。在烧制、装饰技术方面与遗址出土的实用类陶器存在差异，墓地随葬陶器的器类与遗址基本相同，多数为日常生活用器，二者的成型技术不存在差异。

二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制作技术

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经历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以下分别对各阶段的典型实用类陶器所体现出的制作技术特征进行概述。

（一）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制作技术

北区该阶段的陶器风格与南区庙底沟二期早、中期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北区所特有的典型器——扁壶，考虑到南区陶器资料的相对丰富性，具体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征图示请参考南区，此小节主要对北区庙底沟二期陶器制作各个流程的技术特征进行概述。

1.成型技术

器类方面，除了袋足器——釜形斝为手制与模制结合之外，其余的常见器类均为手制，以泥条筑成法为主，例如小口平底壶、夹砂深腹罐、盆形鼎、釜灶、斜腹盆、豆等。扁壶作为该区特有的典型器类，主要见于侯马东呈王遗址［9］和襄汾杨威遗址［10］，尤其是杨威H12∶36和H22∶12两件扁壶内壁均残留有泥条缝，所以，扁壶与其他器类的成型技术相同，也是泥条筑成法。

2.修整与装饰技术

修整坯体的方法有拍打、刮削、湿手修抹、慢轮修整，其中以拍打为主。

装饰技法主要以施加纹样为主，最常见的是拍打的篮纹，其次是滚压的绳纹，同时多在这两类纹样之上附加数周堆纹。

3.烧制技术

该时期以灰陶为主，所以，主要为还原型烧造气氛，在新绛孝陵［11］和襄汾杨威均发现斜穴式陶窑，该类陶窑为升焰型。

（二）陶寺文化早期陶器制作技术

成型技术

（1）手制为主

相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该阶段陶器种类增多，小口平底壶、扁壶、釜灶、大口罐、单耳小罐、折腹盆、敞口折沿盆、浅盘豆等绝大多数器类仍采用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成型技术。

在对陶寺遗址陶片整理过程中，除了发现陶片器表或内壁遗留的水平状泥条缝之外（图二：1、3），还发现数量较多器底的内底遗留有绳纹（图二：4），同时在一些还残留有器壁的近底部陶片中观察到器壁包裹住器底，这就表明是在先制作好器底之后，再在其上圈筑或盘筑泥条形成器壁，属于正筑泥条筑成法。

以扁壶为例，多在近底部腹片的内壁或器表发现遗留的水平状泥条缝（图二：1右），内底多拍印有绳纹，器壁包裹住底部且在连接部位的内侧遗留有条状压痕。（图二：2）由此可以初步推断出扁壶的制作工序，即先拍打出圆形器底，再在器底外侧用泥条圈筑成腹部，之后用手指或陶垫垫在内壁的同时用缠有绳纹的陶拍着重拍打一侧的腹部及底部，直至腹部一侧略显平整。

（2）手制与模制结合

釜形斝、罐形斝之类的袋足器，除了单纯的手制成型方法之外，也存在模制的斝足与泥条筑成的上半部分相套接的成型方法，以斝足内壁遗留的反向绳纹痕迹为依据。

2.修整与装饰技术

修整技术仍以拍打、刮削修抹、慢轮修整为主。

装饰方法常见的是施加纹样，以滚压的绳纹为主，少量篮纹。其次是素面磨光的装饰技法，常见于盆类器、大口罐和斝的上腹部。出土于早期大、中型墓葬内的随葬陶器，器表多涂抹有彩绘，以红彩为主，这类装饰技法基本不见于居址内出土的实用类陶器上。

3.烧制技术

居址内出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而墓葬内的随葬陶器的胎质多呈红褐色，前者的烧成温度高于后者。居址内的实用类陶器以还原气氛的高温烧制而成，随葬陶器则以低温的氧化气氛为主，二者因使用目的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烧制技术。

（三）陶寺文化中期陶器制作技术

相对于早期，中期陶器制作技术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成型技术方面，修整与装饰、烧制技术方面没有明显变化。以下主要介绍中期的成型技术特征。

1.手制为主

中期阶段的主要器类如小口平底壶、扁壶、釜灶、大口罐、单耳小罐、盆、豆等，均继承了早期以泥条筑成法为主的成型技术。陶片上遗留的水平状泥条缝较为常见。（图三：1）

2.手制与模制相结合

中期袋足器在继承早期阶段的折腹斝、罐形斝等器类的基础上，还新出现了鬲、甗等器类。所以，中期阶段模制技术的应用相对于早期有所增加。袋足内壁多遗留有反向绳纹。（图三：3）

3.出现轮制技术

相对于早期阶段的手制、模制两类成型技术，中期出现了新的成型技术，即轮制法。

笔者在对陶寺遗址7个中期单位陶片整理与统计时，只在IH9一个单位发现有轮制法成型的陶片，该单位952块陶片中仅发现3块内壁遗留有拉坯指印的泥质灰陶片，可能为中小型的泥质罐类器。（图三：2、4）中期使用轮制技术成型的陶器数量可能极少。

（四）陶寺文化晚期陶器制作技术

1.成型技术

（1）手制为主

晚期的扁壶、折沿深腹盆、圈足罐、夹砂罐、小口平底壶、豆、簋等典型器类，以及受周边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双腹盆、鬶等器类，均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成型技术为主。

（2）手制与模制相结合

晚期袋足器主要为敛口罐形斝和多种形态的鬲，相对于中期，袋足器的数量明显增多，模制技术的使用仅次于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技术。

陶鬲以肥足鬲最有代表性，为分裆鬲，鬲足内壁素面规整或者有麻点纹，裆部内壁素面平整。该类鬲的鬲足采用的是分足模制，即单个鬲足模制后再分别与器身相套接。

联裆的瘦足双鋬鬲和单把鬲，鬲足及裆部内壁多遗留有反向绳纹，推测主要采用的是三足合制的方法模制鬲足，该类鬲模在陶寺［12］、侯村［13］、东下冯［14］等遗址均有出土。（图四）

（3）轮制技术

晚期轮制技术主要应用于少量的中小型泥质器类的成型，如单耳小杯、单耳罐、双耳罐、豆、折肩壶、浅腹盆、簋等。（图五）这些器类的主要成型技术还是手制法，只有少数器物采用轮制技术。以单耳小杯为例，曲沃方城遗址25件完整器（包括可复原的）中只有3件明确为轮制法成型的。陶寺遗址5个晚期单位陶片的统计中，遗留有轮制痕迹的陶片不足1%。（图六）可见，轮制技术在晚期的使用相对于中期虽有增多，但与手制技术相比，仍显得微乎其微。

2.修整与装饰技术

晚期修整技术最明显的特征是遗留于陶器内壁的麻点纹（图七），应是在拍打器壁的同时内壁垫有麻点纹的陶垫（如陶寺陶垫ⅣY403∶6）所产生的。内壁遗留有麻点纹的器类有肥足鬲、敛口斝、甗、圈足罐等。

装饰技术方面，与中期相比虽仍以绳纹为主，但篮纹的数量增加，还有少量的方格纹。

3.烧制技术

晚期居址内的陶器与早、中期相同，均以灰陶为主，仍采用还原气氛烧造。早、中、晚三期陶窑形制基本相同，烧制技术应没有大的变化。

（五）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制作技术变迁

北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变化呈现出的是缓慢发展的趋势。

陶寺文化早期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以手制为主的成型技术，修整和烧制技术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装饰技术中施加的纹样比重发生一些变化，由以篮纹为主转变为以绳纹为主的装饰风格。

陶寺文化三期之间制陶技术的变化不甚明显，均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成型技术为主，其次是袋足器类的手制与模制相结合的成型技术。只是在中期出现轮制技术，晚期继续使用，主要应用于少量中小型泥质类器物的成型，相对于手制和模制法，轮制技术所占比重极小。

三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制作技术

南区垣曲盆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谱系可明确划分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早、中、晚三期—龙山文化早、晚期。相对于北区显著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南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相对缓慢，在文化面貌上没有大的变化。所以，本节主要对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两个大的文化时期南区垣曲盆地陶器制作技术的特征进行阐述。

（一）庙底沟二期陶器制作技术

南区庙底沟二期虽然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段，但器物群并没有变化，只是典型器物发生一些局部的形态演变。

成型技术

（1）以泥条筑成法为主的手制技术

该阶段常见的典型器类，如盆形鼎/罐形鼎、釜灶、夹砂深腹罐、小口平底壶、带鋬盆、侈口泥质罐、敛口瓮、折腹豆、器盖等，在上亳遗址［16］或东关遗址［17］的同类器中均可观察到内壁所遗留的水平状泥条缝。（图八）所以，南区庙底沟二期常见器类以泥条筑成法为主要成型技术。

（2）手制与模制相结合

该类成型技术主要是针对袋足器——釜形斝而言的。斝足内壁多见反向篮纹，个别还可见泥条缝，因而推断斝足是通过在饰有篮纹的内模外贴筑泥条后成型的。腹部及口沿部位内壁所遗留的泥条缝，显示釜形斝的上半部分也为手制成型。斝足与上半部分的套接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榫卯法将袋足的上端直接插入腹部，以上亳H8∶1为例；另一种是将袋足直接贴附在圜底上而没有插入腹部［18］，以东关IH262∶16为例。（图九）

（3）轮制技术出现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期开始出现轮制技术，然而直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轮制技术只用于制作少量小型器物，例如薄胎彩陶小杯、圈足杯、碗等［19］。（图一〇）前两种器物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常见器类，而且长江中游早在大溪文化晚期即出现轮制技术［20］，所以垣曲盆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轮制技术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影响。

2.修整与装饰技术

修整坯体的方法有拍打、刮削（或修抹）、慢轮修整等。（图一一）拍打多使用刻有篮纹的拍子拍打器表，内壁垫有陶垫或卵石，因而遗留有垫窝，如泥质双鋬罐H12∶51内壁即可见较为明显的成排分布的垫窝痕迹。刮削的目的在于削薄胎壁，也可消除泥条缝，例如夹砂罐H43∶8内壁遗留有不规整的刮削痕。慢轮修整遗留的细密轮纹多见于口沿部位，例如小口平底壶H12∶27。

坯体的装饰工艺，主要以拍打的篮纹为主，滚压的绳纹次之，二者多与附加堆纹共同使用。器表素面磨光也是一种装饰技法。

3.烧制技术

灰陶为主的陶器特征，表明以还原气氛为主。宁家坡遗址的两座斜穴式陶窑保存完整［21］。

（二）龙山时期陶器制作技术

相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龙山时期的陶器群发生了变化，常见的器类有双腹盆、高领双耳罐、敛口斜腹盆、侈口方格纹鼓腹罐、浅盘豆、单耳小杯，单把鬲、双鋬鬲、折腹斝、釜灶、簋、圈足罐的数量相对略少。

成型技术

（1）轮制技术占主导

龙山时期的多数常见器类，如双腹盆、高领双耳罐、敛口斜腹盆、侈口方格纹鼓腹罐、浅盘豆、折肩壶、单耳小杯、碗、甑等均采用轮制法拉坯成型。（图一二）相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少量使用，龙山时期已得到普遍应用，不单是中小型的器类，某些大中型器类如双腹盆、高领双耳罐也采用轮制成型技术。

垣曲下马H31可复原的13件陶器均采用轮制成型技术，器类包括较大型的双腹盆、中型器侈口方格纹罐、圆腹罐、豆、以及小型的单耳杯、碗等。（图一三）由此可见龙山时期轮制技术的强势发展。

（2）手制技术

少数器类，如釜灶、簋、圈足罐、部分单耳罐等仍在继续采用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成型技术。相对于轮制技术应用的普遍性，手制成型技术退居次要地位。

（3）手制与模制相结合

龙山时期手制与模制相结合的成型技术主要是以陶鬲类袋足器为主。例如上亳遗址的双鋬鬲H5∶15和单把鬲H50∶1的鬲足内壁均可见明显反向绳纹，近口沿部位内壁遗留有水平状泥条缝［22］，从而推断陶鬲是由模制成型的鬲足与泥条筑成法成型的上半部分相拼接而成。

2.修整与装饰技术

修整方法以快轮慢用轮修为主，器表多见细密而规整的弦纹，其次是拍打，少量湿手修抹。

装饰方法以拍打的篮纹和方格纹、滚压的绳纹为主要纹样，还有少量的弦纹，器表磨光的装饰技术也较为常见。

3.烧制技术

以还原焰烧制的灰陶为主。

（三）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制作技术变迁

通过观察垣曲盆地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遗留的相关制作痕迹，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大的文化时期各自在成型、修整与装饰、烧制方面的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基本可以明确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变迁的同时，陶器制作技术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尤其以成型技术的变化最为明显。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成型技术为主，轮制技术出现但只用于制作少量的小型器物；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轮制技术得到普遍应用而占据主导地位，手制法仍在继续使用但相对弱化。以手制与模制相结合的鬲类袋足器的成型技术继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斝类袋足器的制法。

相对于成型技术方面的明显变化，修整和装饰技术的变化则显得较为细微。两个文化时期均以拍打、轮修、刮抹为主要修整方法，只是龙山时期因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也促使轮修技术更广泛使用。装饰技术均以篮纹、绳纹为主要纹样，只是龙山时期方格纹数量增多，器表磨光的装饰技法比重略有增加。

烧制技术方面，晋南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末期均以灰陶为主，说明当时的烧造气氛主要为还原焰，在这方面的技术特征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综上，南区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成型技术由以泥条筑成法为主的手制技术转变为以轮制技术为主，使得陶器制作更为规整，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在陶器技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进步。

四南、北两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制作技术比较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北区与南区在陶器修整与装饰、烧制技术方面基本相同，成型技术也均以手制为主，以及袋足器的模制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南区出现了轮制技术，而北区没有。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南区轮制技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北区陶寺文化三期始终以手制和模制的成型技术为主，出现于陶寺文化中期的轮制技术使用并不普遍。而且在纹样装饰风格方面，二者的差异也较明显，南区以篮纹为主，方格纹次之，绳纹较少；北区则以绳纹为主，晚期篮纹略有增加，方格纹数量极少。由此可见，南、北两区之间陶器制作技术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龙山文化时期，由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在成型技术方面的细微差异，到龙山文化时期成型技术、装饰风格方面的迥然差异，与晋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以中条山为界分化为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内文化变迁相一致［24］。

北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文化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差异体现在装饰纹样风格的变化，陶寺文化三期之间陶器制作技术变化不甚明显，相对于陶寺文化早期，只是在中晚期出现了少量轮制成型的陶器。

南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龙山文化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巨变体现在所采用的主要成型技术不同，前者以手制为主，后者以轮制为主。

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明显，但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变化则显得相对缓慢；南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进程缓慢，但在陶器制作技术方面则发生了突变。可见，陶器制作技术的变化可以反映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但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快慢程度并不一致。

注释

［1］［24］王小娟.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J］.中原文物，2017（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3］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98（12）；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9（4）.

［4］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居址与墓地2007～2012年的发掘［J］.考古，2015（5）.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6］王晓毅，南普恒，金普军.山西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彩绘陶器颜料的科学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4（4）.

［7］李敏生，黄素英.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片的测试和分析［J］.考古，1993（2）.

［8］王晓毅.陶寺考古：技术的实证解析［D］.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侯马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91（2）.

［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文物局.襄汾杨威遗址发掘报告［M］//三晋考古（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新绛孝陵陶窑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211.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洪洞县博物馆.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M］//三晋考古（第二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3（1）.

［15］李文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制陶工艺研究［M］//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108.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上亳［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7］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8］［22］王小娟.垣曲上亳遗址陶器研究［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9］李文杰.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制陶工艺研究［M］//垣曲古城东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546.

［20］李文杰.试谈快轮所制陶器的识别——从大溪文化晚期轮制陶器谈起［J］.文物，1988（10）；李文杰.大溪文化的制陶工艺［M］//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148.

［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宁家坡陶窑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8（10）.

［23］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