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宝津局制钱》作者边昱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260页铜版彩印定价：168元

作者边昱，祖籍山西，成长、工作于天津。出身文学、法律专业，痴迷写作。多年来执迷于钱币文化研究与历史遗迹的探访，在钱币史、警务史等领域有着独到的研究，积淀深厚。边昱先生多年来潜心清代钱币研究，早年从清钱大师齐宗佑先生学习咸丰，触类旁通，于清朝历代钱币版式均有涉猎。

内容提要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作为北方最早的开放城市和近代化工业发源地，天津成为中国汲取世界近代文明的理想窗口。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天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是全方位引领中国近代化风气，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融形成了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于天津机器局内设立宝津铸钱局，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至庚子事变，宝津局铸币十三年。短短的十三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粟，然而，宝津局十三年的铸行深深影响了北至东三省、西到晋蒙、南括中原的中国北方广大区域的铸币风格。之后，以宝津局所积累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理念为依托而设立的造币总厂一度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府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甚至是经济走向，其地位与作用不容小觑。

身处于两个甲子之后的我们，由于历史上的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和资料的缺失，想要揭开这十三年神秘的面纱需要艰辛的努力。这十三年留给我们的疑问太多。当年，为解北京钱荒，宝津局所铸的第一种制钱是什么？北洋各省自用制钱是哪种？各局之间的关系如何？宝津局内部各版式制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天津本地另一个铸钱局--大沽局的铸造情况是什么样的？西局是否有铸钱行为？

钱币虽小，但它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钱币学科与历史学交融交织，是同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的直观反映。希望大家都可以静下心来，在微观中精于思索，在宏观上跳出个体所限，登高望远把握全局。

专家荐语

在近代史上，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伴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的兴起，天津形成了以天津机器局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又成为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阵地。发展实业和军事就避免不了要铸币，光绪宝津制钱就在此大环境中应运而生。

对清钱有研究的朋友都知道，相比清代早中期的年号钱，光绪通宝制钱的版式复杂多变，想要系统研究非常困难，目前国内还没有专业的光绪泉谱出版，好友边昱的《光绪宝津局制钱》一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虽仅研究光绪通宝宝津一局，但能点带面，透彻深入：一是用大量的文献和实物来说明问题，引用翔实的史料对宝津局的铸造过程进行梳理，对光绪宝津制钱的版式进行详细分类；二是宝津局在光绪时期的地位非常重要，宝津局之前一直采用传统的母钱翻砂工艺，为了提高效率，宝津局率先采用机器打制的技术来制造母钱，这种先进的技法影响了北方的大多数省份，也为后来北洋机制币的制造打下了基础；三是书中内容不限天津一隅，凡内容所涉各地钱局、铸币，其档案记录、实物对比，作者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有关光绪通宝版式的专著，开启了光绪制钱研究的新纪元，相信会有更多的泉友会因此喜欢上光绪钱。

艾亮

内页预览

以下所有图片，均为原书摄影

精彩摘要

有清一代，造币局厂与军事联系紧密，清初钱局多设立于军队驻扎的重镇，例如北京周边的萄、宣、密等地。在军事重地设局铸钱有利于军钩的派发，有利于区域安全。清末以降，造币厂附设于兵工厂几成惯例，天津机器局铸币有史料明确记载，宝活局光绪的产地虽有争议，尚需着实史料和遗址考古支持，但应不致有大的出入。

中国铸钱工艺自隋唐始翻砂工艺代替范铸成为主流，这一局面至光绪年间有所改变。由于近代工业技术的冲击，这一时期铸造制钱出现了机制母翻砂、机制币翻砂、阳模阴模活字修改及母钱修缘、一代子钱铸二代子钱等同比缩小减重、上一代子钱挫边铸下一代子钱、传统翻砂法、黏合及铆合式母钱翻砂等多种工艺技法，而且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因时因地交叉使用，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能。以上几种方法中第一种最为重要，技法复杂难解多源于此，对于其工艺现在基本有两种认识，一是先行合成铜夹软金属而成的三夹板，之后以机器打制而成母钱；二是单片加工再贴合，传统首饰加工中确实有这样的方法一一模具上放置金银，其上再放置铅块后锤击成型。现存裂开成片的宝河局机制母钱，经仔细观察拆分后发现铜片一面是凸出清晰的阳文文字，另一面是凹体阴文反字，而且字体内嵌实了黑色的软质金属，两种工艺均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实物虽不能作为技术分类的证据，但拆片后再行组合属于提高效率之举是没有问题的。在检索宝津局制钱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星月纹明显高于币面的实物，同时有些千字文如离光窄通背日的"日"字奇大，与其他文字不成比例，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后贴字翻砂，可以印证第三种方法中阳模阴模活字修改的应用，现在可见的大型宝津局制钱锂边后翻铸的小制钱实物印证了第五种方法的应用，宝直局也存在这种铸钱方法。这些方法丰富了宝津局制钱的版式种类，宝津局铸币工艺的复杂可见一斑。

众多技法的运用和思想储备为之后的机制铜元发行打下坚实基础，光绪年间（1875一1908年）是我国铸币史中承上启下的大变革时期。

工业的运用是新鲜事物，机制币由此走上历史舞台。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福州船政学堂监督、刑部主事钟大焜就在《改铸轻钱议》中奏请"添置轮机仿照西法鼓铸"。

吉林机器局于光绪十年（1884年）发行厂平银两币，但其系以造弹壳机器代用，也非"按照机器式样修盖厂屋，安轴制器",没有形成产能，社会影响很小，也就不能称之为正式发行机制币，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造币思想的开拓创新。

光绪十二年（1886年），闽浙总督杨昌浚奏请"如由机器局铸造，每钱一文均照福建定章"，重量是"八分五厘"，福州船政局"在船厂设炉鼓铸，借资轮机以省人工，酌量改铢两以杜私毁"，试铸八分五方孔机制制钱，据杨昌浚、裴荫森等人奏，试铸机制制钱圆形方孔，面文光绪通宝楷书对读，背满文宝福，直径2.2厘米，重3.06克，黄铜质。这种机制币样品呈阅后并没有正式铸造发行，而之后的福州船政局小型圆孔机制币已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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