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是勤奋的象征，年近九十还为人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我觉得这是他最好的归宿，充满了神圣和温暖的光辉。
吴门书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科举不顺，仕途艰难。祝允明中举后便久试不第，唐寅因涉会试泄题案而被革黜，王宠考了八次未果，而文徵明一共考了九次，一直考到嘉靖元年（1522年）53岁，也未能考取。54岁时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到京城，经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故史称“文待诏”。不过，文徵明好像很以“待诏”的名分而自豪，晚年为人书墓志铭，常常以“前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修国史，长洲文徵明著并书”落款，对于传统文人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从骨子里发出的有别于世俗的骄傲，尽管当时的经历相当不美好，但又何妨。耐咀嚼的东西才让人津津有味，不管是物质的抑或是精神的。
57岁时，文徵明回苏州定居，从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不再奢求仕进。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人一旦活明白了，也就迈向幸福了。
文徵明是全能型的艺术家，诗、文、书、画，造诣全面而精深。书法诸体兼善，以行书和小楷最为人称道。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待诏（文徵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
如果把祝枝山视为放纵的代表，那么文徵明就是理性的化身。学祝书很难有成，难在法无定法变化较多。而效文书者则能有小成，其书有章可循、技巧不难，如其后人及弟子陈淳、文彭、文嘉、王毂祥、黄姬水、周天球、居节等人的书作。内敛而略显拘谨，适合大多数人，而率意潇洒却需要天分。文徵明的笔下是谨严的，又是自然的，恰如其人。稳健华丽是文徵明所长，但面貌偏甜，中规中矩、稀少奇格乃其短。清人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徵仲晚年学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动，正苦被吴兴笼罩耳。”这个判断还不够准确，因为文徵明早岁也学黄山谷。清人张照《天瓶斋题跋》云：“书着意则滞，放意则滑。其神理超妙浑然天成者，落笔之际，诚所谓不及内外及中间也。待诏书不为董香光所重者，正以着处滞而放处滑。”这段话很深刻，当然董其昌的眼光确实很高，他连祝枝山也不放在眼里，是真狂。
大约在1527年的春夏之交，年近耳顺的文徵明回到了故里，此时沈周已去世18年，唐伯虎离开人世也三载有余，吴门艺坛的旗帜性人物祝枝山也在一年前过世，执吴门书派牛耳的重任自然非衡山莫属。这样的人生轨迹当然不是文徵明设计的，而命运的安排有时就是这么离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文徵明在诗文书画的梦想世界里又生活了30余年，徜徉于超现实的山水清音之间，直至得享高寿，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书画养生典范，但这恐怕不是文待诏的理想初衷。
文徵明行草《月夜观玉兰之作》诗轴绢本规格128.3cm×64.5cm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作（如图）为中堂形式，是典型的“文家样”，属文徵明的上乘之作。说其典型，一是章法平匀，不作大的跳荡和冲突，类似之作比比皆是。二是字法成熟、风格明显，如“风”字的结体，几乎贯穿了文徵明的一生，无论字形大小或形式不同，其“风”字好像永远往一个方向吹。唐伯虎的“风”字也与此相似，两人同庚且自幼相友善，互受影响当属可能。以此可见文徵明的审美观念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固定的状态，吸纳外部新鲜养分的能力并不强，就像他参加科考不喜作八股文而喜读《左传》《史记》一样，他是一位观念明确又执著坚守的人，缺乏一点变通和灵活。另如“香”字下面的“日”部，多作倾侧处理，有章草意味，也成常态。三是落款署“徵明”穷款，不落年号。显然，文徵明在章法的空白处理上，其成熟度不能与祝允明相提并论，好像他并不讲究也并不在意，但以一位具有很高造诣的画家而言，又令人有些不解。此作表现出的那种结字的高度熟练和对笔法交待的一丝不苟，都会使人产生有走向油滑之虞。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徵明对分寸感拿捏得较好，他开创了一个不同于赵孟頫的“富贵气”，又与“通俗”有一线之隔的新局面。我以为，文徵明把“庙堂气”成功地嫁接到“平民基础”之上，芸芸大众对文氏书风的追捧必然会在后世出现。
（文/李金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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