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没它买不来一寸布，曾经没它换不到一两米。尽管今天它已失却流通价值，却依然在许多人心目中留有如许酸甜苦辣的记忆。

小小一方票证，曾是短缺经济时代人人定量有份的“书面”保证；它的逐渐消逝，则昭示着一个物质丰裕时代的来临。票证数十年间的存废，折射了共和国经济由贫弱匮乏走向富足繁荣的历程，以及这巨变后面，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

有关票证退场的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开始的……

国营餐馆的无奈

1982年4月，一家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餐馆里主营粤菜，就餐面积大、环境好，装修得古色古香档次颇高。夜幕降临后，餐馆外霓虹闪烁，吸引着每一位南来北往脚步匆匆的旅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深圳人不用提醒，张口就能念叨出这家餐馆的名字：泮溪酒家。更有人对这里的名菜了然于胸，点起来如数家珍：艇仔粥、及第粥、干蒸虾饺、糯米鸡、各色肠粉……

那个时候，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转身”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远没有今时今日的都市繁华、食肆云集，所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但新张没两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要反映问题。

年届八旬的李定当时担任深圳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老人对那次交谈印象很深：“泮溪总经理跑来找我诉苦，说，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脾气稍大一点的客人，临走还忿忿地甩下两句：什么特区？连饭也吃不上！”

泮溪总经理反映的粮票问题，点出了特区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回望特区创立之时，不过3万人口、两三条马路。但随着特区政策的吸引，一批又一批创业者、建设者和打工者从五湖四海来到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1982年前后，深圳人口已经达到五六十万人，就此引发了一个吃饭问题。

提起这个话茬儿，李定最清楚不过：“深圳最初的建设者来自全国各地，人到了深圳，户口却大多没迁过来。第一个月的粮票可以随身带来，第二个月家里寄来，到第三个月往往就青黄不接了。”即便是有粮票供应的建设者也有同样的麻烦，因为劳动强度大，原来的粮食定量偏低，粮票自然不够。

除了建设者，奔来深圳的各色人等也在爆炸式增长。按照当时市里的规定，只有户籍人口才由政府统一安排粮食供应，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深圳领不到粮票。何况，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瞒着自己原来的单位，偷偷跑到深圳创业淘金来的。时间一长，原单位就会找到当地粮食局，把他们的粮票、肉票统统取消，他们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无票户”。

对于这些人而言，即使基本的吃饭问题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买高价粮（议价粮）来暂且缓解，但想下馆子吃顿好的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儿。当时，在饭店点主食必须付粮票，即使是点心，只要是米面做的，粮票照收不误。泮溪酒家享有“天下点心，泮溪第一”的美誉，许多客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尝尝点心，结果却因为一张小小的粮票而不得如愿，难怪要发几句牢骚，甩几句狠话。眼看着客人们悻悻离开，泮溪总经理能不心急火燎地想辙么？

但问题提到市里，李定也很为难。粮票虽小，牵扯到的政治、经济、社会、情感问题却是方方面面，若论起个中情由，五味杂陈。

票证时代

粮票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共和国成立之初。

当时，新中国百业待举，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人口激增大大加重了对粮食的需求，供需矛盾激化。为了用为数不多的粮食养活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求助于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开始对市镇人口实行定量、凭票供应粮食。这个办法中，明确了后来被称为“四证三票”的规定，老百姓的口中食从此与粮票和供应证牢牢拴在了一起。

相应地，粮食定量供应标准也很快制定出来。据《北京粮油商业志》的记载：1955年时，城市人口按特重体力劳动到轻体力劳动、职员及脑力劳动者、学生、居民及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分类，都有各自不同的定量，其中，特重体力劳动每月是57.07市斤，居民是27.86市斤，最少的是3岁以下儿童为9.02市斤。

这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之出现。4年之后，地方上的各种票证已经增加到12种：粮票、肉票、食用油票、布票、棉絮票、鸡蛋票、白糖票、鱼票、糕点票、香烟票、肥皂票、碱面票等。1961年，我国凭票供应的商品一度达到156种，工业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供应。“文革”期间，指令性计划经济登峰造极，国民经济陷入谷底、濒临崩溃边缘，期间颁发的票证更是多如牛毛。

“票证时代”记录着共和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而小小一方票证，则浸透着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

几十年间，无论票证如何种类纷纭、名目繁多，粮票的崇高地位始终岿然不动，人送雅号“神州第一票”。事实上，粮票在某些时候甚至比钱还重要。

在那些为了粮票精打细算的年月里，亲友之间偶尔串个门，若主人要留饭，什么不带都不要紧，粮票得带上。关系再好，人情再浓，学问再高，也迈不过粮票的坎儿。

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陈寅恪写了封密密麻麻的信给吴宓，教他到广州后如何转车和搭载三轮车，说家里住不下，要为他安排住处，并特意嘱咐：“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后来吴宓回信中也提到粮票：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需另备早餐，云云。

岂止是普通人家，当时就算国家领导人请客也得提到粮票。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回忆说，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饯行，在中南海举办宴会，把陈毅、贺龙都请来了。大家上了席，邓颖超拿出一瓶酒对大家说，这瓶酒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没舍得喝，拿出来给运动员送行。今天总理请客，粮票你们自己出。

所以，当改革开放之年，许多票证都已经随着物质丰富而悄然消失之后，粮票依然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它牵涉着粮食供应这个最紧要的问题，决策者不得不慎之又慎地对待它。

这也就难怪，当泮溪酒家总经理把对于粮票的抱怨讲给李定时，李定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总经理告诉他：“来酒家的客人说只要有饭吃，价格贵一点也不怕。”希望市里允许泮溪买一些高价粮，做成饭后，价格可以卖得稍高一些，这样一来，没粮票的客人也能吃得上饭了。

泮溪总经理的难处和建议，李定很理解。但他也知道，泮溪酒家是由广州饮食服务公司和深圳友谊公司两家单位合资经营，属于国营性质。如果国营餐馆开了不收粮票的口子，那将意味着什么？

思来想去也拿不定主意，他决定拿到会上去讨论一下。

“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吧”

会见泮溪酒家总经理的当天，李定就在市财贸办开了个会。他想让大家议一下，如果批准泮溪酒家的请求，会有什么影响。

会开得很热闹，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议了半天，最后归结到了两种意见。其一，国营的企业买高价粮，违反国家物价政策，不应同意；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这能解决没有粮票人的吃饭问题，能繁荣市场，好！赞成！

支持反对之声各半，但泮溪总经理还在门外等着市里拿主意呢。李定走出会场，告诉总经理：“我的意见是可以，但是你等一等，我还要请示一下市里领导。”

李定所要请示的市里领导是周溪舞，时任深圳市副市长，主管财贸。听完李定的汇报以及他提出的泮溪酒家不收粮票作为试验的建议，周溪舞当即拍板，表示同意：“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吧。”这让李定着实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周溪舞能这么痛快地答应此事，先前建议时的忐忑一扫而光。

得到了市里的许可，泮溪酒家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主食、点心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时，价格要比交粮票的客人高一些。在李定的印象里，当时一碗米饭，有粮票的卖5分钱，没有粮票的收5毛钱，价格翻了整整10倍。但却没人嫌贵，反而一片叫好儿。政策放行没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满心欢喜地跑来向李定汇报：“没粮票也能吃饭，好多人都说好！”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其他饭店也纷纷效仿。不久以后，就连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可以“通融”了。

这下子，新的问题又来了。不用粮票就卖饭的地方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粮源问题。国家调拨的粮食就是原来登记在户籍册的几万人的口粮，自由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数量也实在有限。

周溪舞只好带着李定四处找粮。他们先跑到江西、湖南、湖北等产粮地区的驻深圳办事处，问能不能在当地买一些粮食，价格可以高点，但质量一定要好。人家说，粮食有，但是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大批量运不过来。

周溪舞和李定硬着头皮继续和对方泡蘑菇：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到农村去高价收些粮食，不装大包装小包，不搞大批量调运，几包几包地小批量运。

“几个省驻深办的人也犯嘀咕，开始是不支持的，觉得深圳买高价粮是违法行为，违反了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但他们还是偷偷地按照我们的办法帮深圳搞了不少粮食。一方面这是为解决大家吃饭问题的好事情，另一方面，人家看到是主管财贸的副市长亲自出马上门商议，也就不大好意思严词拒绝了。”李定回忆说。

除了粮食，深圳此时也在开动脑筋，多方动员，利用国家给的特殊政策四处筹措各类短缺物资，以满足特区建设和百姓生活的需要。1982年和1983年，深圳政府两次组团参加广交会，用手中掌握的外汇（外汇收入全部留用，国家一分不取，这是国家提供给深圳的特殊政策中的一项——记者注）从广交会上采购到约合人民币3亿元的商品，对缓解深圳的物资紧缺作用很大。

不过，深圳的外汇储量毕竟有限，不是长久之计，要想扩大货源，深圳又拿出了“内部联合”的办法——和其他地方的商业部门联合，把他们请到深圳来开商店，让他们自己把东西带来。周溪舞回忆说，为了吸引全国各地的商业部门，深圳再次动用了特殊政策——特区有权批准设立收取外汇兑换券的商店。外省商业部门把东西运到深圳，收取兑换券，差不多就等于收外币了。

打那以后，各地商业部门就和深圳联合成立公司，在深圳设店。更多的省份也来到深圳成立办事处，在深圳盖起了驻深大厦。公司成立了，商店、批发站开起来了，东西也都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山东运来了青岛啤酒，江西、湖南运来了莲子、腐竹，四川运来了腊肠、腊肉……

市面上的物资大大丰富了，这当然是好事，却由此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直接触碰到了改革的攻坚点。

抢购风潮

新问题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到了与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粮食问题上。

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价粮占60%，剩下4成为高价粮，后者价格比前者高出40%以上。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价粮，老百姓不满意。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居民的定量供应，深圳实行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记者注），将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一年市财政就补贴了937万元，政府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周溪舞回忆说，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流通。事实上，市场上供应的商品一旦丰富充实起来，计划体制下行政统一定价的弊端和不便必定极大凸显出来。

深圳开始动了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取消粮票其实只是表面问题，核心却是放开粮价，让粮食价格随行就市。

这个念头的出现绝非偶然。

改革之初，最关键、最困难也是最敏感的焦点在于全国物价体系的改革。价格改革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要闯价格改革的关，即便有很大的风险，也要闯这个关。为了使价格改革能够成功，中央曾选择了深圳特区作为试点。1982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物价体制改革的试验。这年开始，深圳已经逐步放开日用工业品价格，之后又过渡到某些农副产品。但开放粮食价格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种商品，所以，市里不敢贸然行动，指派市物价局先搞些论证，提点方案。

没想到，深圳要彻底取消粮票、放开粮价的消息在百姓中不胫而走。

1984年10月，深圳每一家国营粮店门外都排起了一条条蜿蜒的“长龙”。吃惯平价粮的人们几乎全都涌到粮站，要把粮本里剩下的定量米全买回家。

多年以后，深圳作家梁兆松曾回忆过当年疯狂抢购的事情。“平价大米每斤才一毛四，当时传说粮价放开以后，每斤要卖五毛六，一下子贵了四倍，谁能受得了？”

许多人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腾了出来储存大米，有人一天就买了二百多斤大米回家。

类似的景象，一年前在上海也出现过。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不收布票敞开供应。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棉布积压，凭票供应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消息见报当日，无数消费者揣着大把的布票抢购被单布。眨眼之间，上海的布店和百货公司布匹柜台前，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当天的销量超过了平时半年！第二天排队的人更是有增无减。

上海市商业局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到抢购人群中宣传讲解，说敞开供应后，不会涨价。人们哪里肯听，照样排队争购。“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工作人员越解释，队排得越长。有人说：“我这些布票是好不容易省下来的，一下子作废了，岂不可惜，不管你们涨不涨价，反正现在买了没有坏处。”

眼看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第十百货商店当天无法打烊，上海市商业局毅然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晚上6点多钟，电台、电视台同时发布公告，商店里也贴出大幅布告：无论什么布，消费者要多少卖多少，价格不变。如此一来，排队的市民才逐渐散去。有市民说，早知这样，买这么多棉布做啥？有位消费者的女儿只有12岁，母亲为考虑她结婚需要，一下子把攒下来的布票买了可缝8条棉被的被单布。

眼下，深圳若要取消粮票、放开粮价，难免引发上海那样的大抢购风潮，深圳究竟该如何决断？如何避免混乱？

深圳率先取消票证

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的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有人发言说，全国农村进行改革后，粮食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粮食供应已经没那么紧张。深圳又有政策先行先试的特区“特权”，何不大着胆子试一试呢？

此话说得一点没错。这一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五六个年头。全国种植业全面增产，粮食、棉花、油料、黄红麻、桑蚕茧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喜人。其中，粮食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71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5.1%。秋粮入库之后，10月的《》上说，中国人均粮食近400公斤，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这无疑是取消粮票的“黄金时机”。

但梁湘心里也很明白，这不是“试”的问题，而是必须一次成功，所以要把一切问题考虑周到。

如果取消粮食定量供应，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引来抢购。怎么办？

会上决定，通知各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再想其它法子应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价格提高了，买粮贵了，职工意见自然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相应提高。

有关部门当场算了笔细账。1984年的时候，1斤三号大米牌价是0.146元，调高到0.29元，升幅达99%，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1.56人计，每个职工每月增加支出4.95元。再加上其它副食品提价，每个职工每个月增加支出13元。会议随即确定：由于粮食、副食品等提价，按月增加补助给每个职工，在发工资的时候一并发放。由于提高了粮食价格，消除了购销倒挂，因此财政不会因补贴职工而大量增加开支。

25年后，记者在一张脆黄的报纸上见到了这条消息。竖排版，繁体字，内容短短没几行字，仿佛昭示着当年市场上的波澜不惊。

在深圳作家梁兆松的记忆里，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粮票真正被取消之后，市面上反倒很平静，没有任何骚动，价格也没有飞涨起来。梁兆松最初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惊喜：自己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吃顿饱饭了，再也不用担心粮票和定量的问题。几年之后，梁兆松更有了新的发现，米缸变得越来越大，自己的饭量竟然变得越来越小，有时一个月连10斤米也吃不完，以前可是30斤大米也不够啊！梁兆松心里明白，那是因为肉、蛋、鱼、菜、水果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大米便吃得少了。

不为梁兆松们所知的是，深圳粮票取消不久，也发生过惊险事儿——差点断粮。1985年夏天，深圳粮油公司传来消息：市场上的存粮约仅够五六天的量了。当时广东省普降大雨，许多公路被冲坏，运粮车赶不过来。问题起先还不是很严重，因为从泰国进口大米的订单已下，按照预订的日程，马上就要运过来了。谁知，当天海上台风骤起，进口粮也无法按时运到！

这下子，李定急了。他赶紧跑到粮油公司一看，果不其然，满打满算也就三四天的量。李定心急火燎，马上要求海上的泰国运粮船11次位置。幸运的是，库存见底的最后一刻，运粮船抵达了蛇口，深圳市领导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

“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经验。存量是有，但没想到万一有意外和紧急情况怎么办。过去计划经济不用自己操心，到日子了，就向上级供应部门打电话：什么时候到呀？”想起当时的情况，30多年后，李定坦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采购、供应、应急、储备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市场教会的。

至此，深圳特区成功取消票证一事写进了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它比全国范围内最终取消票证早了近10年，而深圳也成了广东乃至全国物价改革的试验场。

票证在全国范围内谢幕

在深圳演绎的“标本”多少有些特殊，与特区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政策密不可分。

放眼全中国，取消票证的进程则要慢出许多，但时代潮流发展的大趋势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在深圳启动了价格改革之后，广东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内铺开改革的步伐。

深圳放开粮价取消粮油票，等于放开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口子。以此为契机，广东开始逐步缩小统购统销的范围。1985年，广东将粮油由购销倒挂改为购销同价，部分粮油价格放开，实行自由购销。

1988年，广东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曾担任广东省粮食局局长的董富胜回忆说，当时省里曾想将粮价也同时放开，但中央认为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对其它省份影响太大，没有同意。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4年之后，这一步还是迈出去了。1992年4月1日，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粮价放开的当年，广东财政用于补贴粮食的资金就从以往的约13亿元下降到了约6亿元。在董富胜看来，粮价放开意味着一个一直被视为经济领域最大的禁区被冲破了。

“1992年粮价全面放开后，有人说广东带了一个坏头，还有人说是广东抬高了全国的米价。”董富胜说，他们当时提心吊胆，生怕政策会有反复。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那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才最终消除。正是在那次大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得以正式确立。

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加速，票证开始逐一谢幕退场。

1993年4月，上海市城市居民购货本和粮、油、肉、蛋票正式停止发放使用。

1993年5月10日，北京放开粮油价格，取消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办法，粮票停止流通。时任北京市粮食局市场处处长的张宝松回忆，北京除了取消粮票之外，还放宽了办理粮食关系手续的有关规定，即以户口为准保留粮食关系，市内迁入迁出不用再迁粮食关系，迁入外省市如果外省市需要粮食关系的，由区县粮食局办理粮食关系迁移手续。

到了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回忆起当年的票证取消，时任国家商业部部长的胡平不由感慨万千：“1988年，我开始担任商业部部长之初，李鹏总理曾经对我说，胡平，饿死人你是要负责的。但仅仅过了几年，粮价放开，粮票取消，这和当时粮食稳定增长，粮源丰富，同时国家也建立了储备制度等关系密切。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余波微澜

票证的故事并没有就此打住，结尾的一段波折似乎也不得不提。

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由于市场尚未完全成熟，就在粮价全面放开不久的1993年底，一场粮食涨价风席卷全国。涨价风潮与当年取消票证的路径一模一样，先从沿海区域开始，再扩展到内地，先从南方开始，再扩展到北方，最终波及全国。1993年是取消粮票放开粮价的开局之年，而这年年底，全国许多地区的居民都开始抢购粮食。

抢购风潮迅速惊动中央。1993年12月25日，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指出，粮油价格是市场基础价格，必须迅速抑制目前涨价势头，使之恢复到合理水平，防止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他要求全国各地必须统一行动，协调一致，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过高的价格降下来，确保市场稳定。

各地早已行动起来。北京从当年12月19日就已开始对粮油肉蛋菜主要品种零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当时，共规定了21个限价品种，其中每市斤富强粉0.78元，标准粉0.65元，圆粒大米0.80元，富强粉挂面1.05元，粮油批零差不超15%。

到了1994年春夏之交，粮油价格仍在继续上涨。为了平抑价格，国家抛售储备粮25亿公斤，储备油3200万公斤。陕西省、山东省、安徽省、北京市等地区也陆续抛售地方储备粮油，但粮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粮票又被请出了山。

粮食经济研究专家刘彦卿曾对当时各地恢复使用粮票的情况做过一个统计：1994年元月1日，江苏昆山市率先在全国恢复使用粮票。昆山市粮食局专门下发了有关文件和通知，规定了具体的供应品种、数量和凭票购买办法。紧接着江苏苏州、常州、南京等地市，安徽芜湖、寿县等市县，辽宁沈阳、大连等主要城市，湖南湘潭、黔阳，四川甘孜自治州，河南安阳、南阳等地也都纷纷重新印发粮票。

1994年年底，全国已有100多个县市恢复使用粮票。到1995年，恢复使用粮票、粮本、粮卡的地方更多。

1995年6月，位于北京宣武区白纸坊的北京印钞厂印粮票的机器又开始转动了。虽然距离最后一次印粮票已经时隔两年，但工人的业务仍然娴熟无比。一切流程都是按照当年的程序。没多久，标号为“1995年7月北京粮油供应券”的粮票全部印刷完毕。

这是按照当时北京市民的数量整体印刷的，可以说是人人有份。与当年略微不同的是，这套粮票是一整张，就像“套餐”一样配着米、面、油。其中面粉票15枚，每枚500克；大米票3枚，每枚500克；油票2枚，每枚250克。

时隔一年，印刷厂又印制了一批粮票，也就是1996年6月号的粮票。这次仍叫“北京粮油供应券”。只是比较一年前又有略微变化：面粉票为7枚，其中2500克2枚，500克5枚；大米票1枚，1500克。

不过，这两次新印制的粮票最终都没有与北京市民见面。

“那两次印粮票主要是备不时之需。”时任北京市粮食局调研员的康文辉清楚记得1995年春节前后粮食局向市里打报告请示重印粮票的事，当年的报告正是由他负责起草的。报告里说，鉴于全国性的粮价波动，农民惜售以及库存几乎触及警戒线等因素，申请恢复印制粮票，必要时采取继续用票来实行计划供应的方式。

虽然市政府办公会上批准了重印粮票，但真正决定是否启用，却是慎之又慎的。

“当时市里是给粮食库存确定了临界点的，即存量必须保证数月的销量。”时任北京市粮食局市场处处长的张宝松说，粮食部门很紧张地每天监控市场的情况。当时的市领导多次带队到产粮省份采购粮食。北京的粮食库存始终没有降过临界点。

市场渐渐稳定下来，北京最终没有重新启用粮票。

至于其它地区恢复的粮票，有的继续使用了好几年，也有的在短短几个月后就被废除。总之，随着市场上粮食价格的最终平稳，粮票就再也看不见了。

当中国经济从贫弱短缺走向繁荣富足，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各种各样的票证也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票证时代”早已远去。票证却以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它成了收藏家眼里的宝贝。只是不知道，当人们以收藏、品鉴甚至估价的目光重新注视它时，是否还会记起那些凭票供应的年月呢？

本文原载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