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出土了大量陶瓷文物。其中有“盈”、“大盈”、“官”、“新官”款白瓷及“官”、“大官”、“官样”款青瓷等“官类”瓷器。目前这些材料已比较丰富，可结合传世馆藏品进行较系统地研究，而与之相应的研究尚欠深入与全面。笔者拟通过多年收集的资料，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再对部分薄弱环节加强研究，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进行综合整体的初步探讨。考证、研究，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让我们必须认真的去阅读相关大量书籍，尽可能找全所需这方面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经历从表层到深入，由粗略到细微，以至从谬误而步入或接近真理。

一、“盈”、“官”等相关瓷器统计

1、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所见“盈”（包括残器，还有1件“盈、翰林”双款器）字款白瓷共计57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一）。陕西17件、河北20件、北京2件、内蒙古2件，浙江、山西、上海各1件，另有13件出土地与藏处不详。器型有碗、盘、带盖执壶，执壶、罐、盏托、枕、盖盒等。

“大盈”字款白瓷共计16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二）。河北14件、陕西2件。器型均为大平底碗。

2、“翰林”（包括双字款“盈、翰林”罐）共计10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三）。陕西5件、河北4件，另1件出土与藏地不详。器型仅见罐，部分有盖，款识均刻于罐底。窑址曾出土1件白釉器盖，上刻“翰林”款［1］。流通成品中未发现有器盖上刻款者。

3、“官”、“新官”款白瓷

目前所见“官”款白瓷158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四）。陕西45件、河北34件、河南18件、浙江15件、内蒙古14件、辽宁11件、北京9件、湖南6件，四川及台湾各3件，山东及江苏各1件。器型有碗、盘、碟、洗、钵、瓶、瓿、枕、罐、托盏、水盂、水丞、水注、温碗、温壶、执壶、净瓶、长颈瓶、盘口瓶、海棠杯、葫芦执壶、盘口穿带壶、腰形高足盘、高足亚形盒等，器形多种多样。字款均刻于足底，惟陕西出土一件碗或罐残片“官”字刻于腹外壁釉面上（表四陕西35）。河北曲阳许城出土的花口盘的“官”字较特别，宝盖头写法独一无二。

“新官”款白瓷24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五）。浙江14件、河北7件，河南、辽宁、北京各1件。器型有碗、盘、钵、把杯、盏托、、鎏金银套凤首瓶几种。“官”、“新官”款白瓷合计182件，若加上窑址出土标本，估计有200件以上。

二、“盈”、“官”等相关瓷器的时代、窑口及涵义

1、“易”、“易定”铭款白瓷

要谈“盈”、“官”等款白瓷，必须先说“易”、“昜定”款白瓷，它们之间似有一定关联。关于“易”、“昜定”款白瓷的涵义，目前没有人能真正解释清楚。陆明华做了一些研究，认为“易”为“昜”之误，“昜”即“阳”字，“昜定”也即是曲阳定州窑的意思［2］。汪庆正也认为“昜”为“阳”的古体，“昜定”又似可解释为曲阳定瓷，问题是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盒子仅一“昜”字，又很难理解了，确切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3］。笔者认为“昜”确为阳的通假字，如我祖籍湖南宁远县，姓欧阳的很多，通常将欧阳写成“区昜”（为一字，造字），昜就代表阳字。“昜”移强切，音阳，阳韵，开也，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貌。说文勿部段注“此阴阳正字也。”［4］“易定”［5］是以前的研究者对“昜定”的误读或误书［6］。从图片看，清晰无误的刻写“昜定”二字［7］。但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易”字款白瓷盒，却为“易”字［8］，非“昜”字。河北古代确有易州，“隋置，兼置易县为州治”［9］。按陆明华解释：“‘昜定’似是曲阳、定州之意。制作者在这种碗底刻划‘昜定’二字的目的显然是标明自己是产于定州之曲阳。”从目前资料看，定窑出土物中无一件有“定”款，若标明产地，此时定窑已属名窑，早已进贡，刻“定”款即可，何需画蛇添足。吕成龙坚信“昜定”为“易定”，认为“易定”可理解为“用来交换的定瓷”［10］。李建毛则认为：“易”当是易州，“易定”则是易、定两州［11］。早年出土流散国外的定窑白瓷盘有“会稽”刻款，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12］。那么“昜定”是否为“易定”之误刻，也为定烧之物呢？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出土多件白瓷，其中有“新官”款钵。却无“易”、“昜定”款者。王处直为易州、定州、祁州等节度使，被封为太原王和北平王，是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13］，“易定”如果真系易州定烧之义，其墓中似应该有，也许此时还不见这种“古怪款铭”（但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易”字款白瓷盒的制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唐长兴三年即932年）。定州出土的“孟”字款白瓷碗［14］也与“盈”字刻划相似，我们能凭想象说“孟”是“盈”之误吗？因此我认为定（或邢）窑有“昜”款，也有“易”款，有“盈”款，也有“孟”款。“易”款不能强解成“昜”款，“孟”款不能误解成“盈”款。除“盈”外，其他款识与贡瓷无关。

《中国陶瓷史》［15］将传世“昜定”款碗定于五代后期定窑产品。而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易”字款白瓷盒的制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唐长兴三年（932年），从刻款“易”、“昜定”看，应属同一时代，同一窑属［16］。

定窑并未出土过“易”、“昜”、“会稽”刻款白瓷标本，因此目前将之视为定瓷的结论为时尚早，也可能这些带款白瓷是邢窑器。从目前仅有的3件“易”、“昜”款出土和传世白瓷看，可以相信它们并不是贡瓷，因资料少目前还无法正确地对其进行研究。

2、“盈”、“大盈”、“翰林”铭款白瓷

关于“盈”、“大盈”、“翰林”款白瓷的窑口为邢窑，目前学术界多认可。确定瓷器的窑属，最可信的是在窑址中发现相同的标本，甚至相同的款识。

1984年内丘邢窑出土“盈”字款细白瓷标本数件［17］。1987～1991年较系统的调查、试掘邢窑遗址中，出土“盈”字款执壶、碗、盘标本多件［18］，确定了“盈”字款瓷的产地。但也有研究者坚信辽墓中出土的“盈”字款白釉芒口碗为定窑产品［19］。是否意味着他们确信定窑遗址也终会出土五代“盈”字款白瓷标本呢？

关于“盈”铭款陶瓷的涵义，多数人持“贡瓷”，贡天子大盈库［20］，是宫廷某机构定烧的标志［21］。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如：“盈”与“碗”同义，或“盈”是商标［22］，可能是作坊的字号［23］，认为该款识是商品竞争的一种标记符号［24］，它反映出古代窑工对其产品的良好期盼［25］，也可能是窑场竞争的产物，具有商标名号的性质［26］，也可能是制作者的名号，与大盈库没有必然的联系［27］。“大盈”款白瓷的出土，为“盈”为“大盈库”出据了最有力的实证。湖南衡阳高山村衡州窑出土一件晚唐至宋青釉残片，印有“盈”字（表一湖南01）。因只见文字提及，不见实物、彩图，故暂作资料列于此。

“大盈”铭款白瓷，目前窑址尚未见出土。但在邢台市数处建筑工地中却多见出土。从型制、工艺、胎釉及刻款等风格看，与“盈”铭款白瓷相同，可确定为同一窑场产品。“盈”字款多见圈足碗，也有少数平足无釉的刻“盈”款碗［28］。“大盈”款均为平底足碗，可见“大盈”款平足碗早于“盈”字款圈足碗，最初刻“大盈”款，后改刻“盈”款，所以不见“大盈”款圈足碗。有人以为：地方在贡物上是不能随意刻字的，邢窑贡瓷上所刻“盈”字是地方官府奉上方的指示。故遗址和墓葬中没有发现“大盈”款器物，可知工匠们将“盈”刻成“大盈”违背了上方的指示，因此邢州官府处理的最好办法就是销毁。“大盈”款残器之所以在清风楼发现，与当时邢州官署将“大盈”款器物销毁后的残片弃于官署附近正相吻合［29］。如按此说，那么陕西西安市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院内及西安市泮镐路工地出土的“大盈”字款白瓷（见表二陕西01、02），又作何解？可见销毁“大盈”款说无法成立。

“翰林”款白瓷，窑址也有出土。2003年邢窑发掘中，一些唐代细白瓷碗、盒、罐类的器底部或盖上刻有“盈”、“翰林”等字款［30］，如礼堂窑出土了一件器盖，“翰林”竖行排列，为刻后施釉［31］。2003年内丘县南郊唐墓同墓出土了“翰林”、“盈”款罐各一件（见表三河北01、表一河北11），2005年和西永安唐墓同墓又出土了“翰林”款罐2件、“盈”款花口盘1件（表三河北03、表一河北12）。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还出土过一种双款白瓷罐，足底刻“翰林”“盈”等（表三陕西01）。因此可证“翰林”“盈”双款白瓷为邢窑烧造，同时可确证“盈”、“翰林”铭款白瓷为同一时期产品。李知宴先后称：西安地区开元时期唐墓里出土底部刻“翰林”字样的细白瓷罐，后又肯定是唐开元二十四年墓出土1件底部刻“翰林”铭的白瓷罐（表三陕西04），但无资料出处。这些未经核实的资料已被多人引用［32］，造成了不必要的误导。笔者认为，如果唐开元纪年墓出土“翰林”铭白瓷罐，可以说是最早的邢窑“翰林”铭白瓷纪年器，如此重大发现，为何无任何陕西研究人员提及？又其所言：“盈”字款白瓷专供皇帝私人使用，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故在各大墓葬中都不见，惟西安大明宫有发现。其实自1975年以来，河北已发现17件“盈”字款白瓷，其中14件出自唐墓，而且内蒙古、山西、北京及西安大明宫以外均有出土（见表一），甚至海外印尼沉船中都见出水［33］。因此，笔者实不敢轻信这件不见任何记录的所谓开元二十四年墓出土“翰林”铭的白瓷罐。

关于年代，有研究者认为：“盈”款瓷的确切入贡时间在中唐与晚唐之间的“大中”年间［34］。

有纪年可考者，最早为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款执壶，底部有墨书“大中十三年三月十三日”等18字（表一陕西05），那么它的年代要早于大中十三年（859年）；最晚者为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款芒口碗（表一内蒙古01）。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沉船中打捞中国瓷器6万余件，主要是烧造于9世纪前中期的产品，包括了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和广东瓷窑陶瓷产品。其中一件长沙窑彩绘碗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35］铭款，因此沉船中的陶瓷可确信为宝历二年（826年）前后。沉船遗瓷中还有一件于碗内绘挂钟图形，其左右两侧绘饰带桿旗帜，其中一旗面圆形开光内书“丙”，另一旗面则书“了”字。由于前述宝历二年纪年正是丙午年，因此不由得会让人怀疑“丙了”或为“丙午”之讹。沉船中的纪年器还有一件铜镜，镜背的外侧铸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乾元元年为758年，但不能代表沉船瓷器年代。沉船中1件绿釉裹足花口碗，外底心釉下刻“盈”字；还有1件白釉绿彩盘，外底刻“进奉”铭记［36］。这件“盈”款绿釉碗为低温铅釉陶，“进奉”铭白釉绿彩盘亦为低温铅釉陶。其产地均为邢窑。此外，衡阳高山村衡州窑曾出土一件唐至宋青釉残片，印“盈”字（表一湖南01）,印“盈”字款为第一次听到,如确证无误,必为唐代产物,决非宋瓷,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珍贵青瓷。

因此“盈”款陶瓷在宝历年间（825～827年）已开始进贡可得以确认，甚至可早至长庆（821～824年）或更早的元和年间（806～820年）。关于邢窑土贡时间，《新唐书·地理志》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唐六典·尚书户部》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厥贡：罗、绫、平紬、丝布、凤翮、苇蓆、墨。……（注）邢州（贡）瓷器。”等。研究者一般认为《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十年至二十年，故认为邢窑始贡时间为开元年间，但未考证加注时间。杨文山多方考证后认为邢窑白瓷的始贡时间为天宝年间（742～756年）［37］。笔者同意其论点。但“大盈”款瓷的始贡时间是否也在天宝年间？这是需要加以充分论证的。

“进奉”是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僚向皇帝的额外贡献，它不同于法定赋税和各地的常贡。进奉的财物纳入内库，即琼林、大盈二库，供皇帝私人支赐。《旧唐书·食货志》载：“先是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唐陆宣公翰苑集·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曰：“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以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盖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可见开元年间已设琼林、大盈二库，在玄宗统治时期，进奉之风已相当盛行［38］。王永兴［39］指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土贡时间约为长庆四年（824年）或稍后，称之为“长庆贡”。谢明良［40］以为，由于内库物可经由赏赐、供军、马市等方式流通，故不排出“进奉”款白釉绿彩盘是长庆年间的贡品之一。那么，“盈”款绿釉碗也应为这一时期之物。

笔者以为“大盈库”的设置时间，目前可考的文献最早的是天宝。“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虽传创自开元，但“玄宗悦之，新是二库。”开元为传说，那么天宝是设置时间，“新是”即才有大盈库。玄宗时期由于内库财物急剧增加，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取精用良，将内库分为大盈库和琼林库两个建制。大盈库主要收纳钱帛布丝等，琼林库主要收缴金银珠宝等。懿宗咸通七年大赦文明确反映了这一制度：“从今年以后，别立帐内库……应度支积欠大盈库年支匹段丝钱，从太和八年以后，至咸通元年以前，并宜放免。及欠琼林库年支金银锡器、锦绫、器皿杂物等，自开成五年以后，至咸通元年以前，并宜放免。”［41］

大盈库从天宝年之后，一直存在至唐末，而且辽地也有大盈库之设。从墓志、神道碑等文物资料看，也不见开元及以前有大盈库之设。程希诠大历年间（766～779年）任大盈库副使［42］；仇士良太和七年（833年）任大盈库领染坊使［43］；宋守义太和九年（835年）任大盈库使［44］；刘遵礼大中五年（851年）任大盈库宫闱局令［45］；张叔遵宣宗时期（847～860年）“转授大盈库”［46］；似先义逸宝历年间（825～827年）任琼林库使，会昌年间（841～846年）任大盈库使［47］；田师巽懿宗时期（860～874年）任“大盈库内囗囗”［48］等。唐朝灭亡后，大盈库即在汉域不复存在。而辽域却见大盈库之设置，如辽重熙坪（1038年）张思忠墓志载：其有一女“将适上京大盈库副使王息……”［49］，可知辽上京此时有大盈库设置，但辽早期是否也有大盈库设置就不清楚了。辽代官制等“乃用唐制”［50］，辽朝也就有了大盈库及大盈库使。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款芒口碗，可能是通过其他多种渠道流传而来，并非五代制品，也许是唐代大盈库之物，非辽代大盈库之物。因为内库物可经由赏赐、供军、马市等方式流通［51］，故海内外也都能见到“盈”字款陶瓷器了。

从出土的“翰林”款瓷看，应与翰林院有关，有人认为似为翰林院定烧之物［52］。翰林院为唐代宫廷机构，初唐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之称，遂称为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诏，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显赫，历代相沿，直至被称为“内相”。翰林学士虽无正式官职，却为皇帝心腹。《新唐书·百官一》载：“翰林院者，侍诏之所也。”［53］因此“翰林”款瓷决非翰林院的定烧之物，而是大盈库的赏赐之物，“盈、翰林”双款瓷即有最有力的证物，因为定烧物不可能有大盈库的“盈”字。

“盈”款瓷是否真为专供大盈库的供奉瓷呢？陆明华曾作过考证［54］。但当时尚未发现“大盈”款瓷，1999年陕西西安市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院内出土了“大盈”款唐白釉器残件，西安市泮镐路工地也出土了“大盈”款唐白釉器残件。2001年河北邢台老城清风楼工地、邢台市区工地、邢台市区顺德路附近、邢台市南长安街等工地，均见“大盈”款瓷出土（见表二），可以说这些“大盈”款瓷为“盈”款作为大盈库标识的解释提供了有力证据。

3、“官”、“新官”字款白瓷

关于“官”、“新官”字款白瓷的产地、时代及字款的内涵问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有一点目前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定窑是“官”、“新官”字款白瓷的产地之一。

除定窑外，是否其它窑也烧造“官”、“新官”款白瓷呢？学术界意见不一，分歧较大，难以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定窑和辽代瓷窑都有生产［60］。讨论较多的是“辽官窑”。

关于“辽官窑”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内蒙古缸瓦窑、林东窑和北京龙泉务窑及辽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及缸瓦窑“官”、“新官”字款窑具而展开的。

我国最早提出“辽官窑”概念的是上世纪50年代。1955年2月11日《》首次提出，同年《文物参考资料》3期［61］加以引述。1956年金毓黻指出：辽墓出土的足底刻“官”字的白瓷是宋人行程录中所记“官窑馆”所在地的辽官窑产品［62］。1958年日本学者黑田源次等人持上述相同观点［63］。1977年许玉林也认为辽墓出土的“官”款白瓷碗的胎釉与定窑不同，认为是“辽官窑”烧造的［64］。1979年冯先铭也肯定了辽官窑［65］，但未指明具体窑址。1961年李文信、朱子方［66］加以明确肯定，并指出缸瓦窑即可能是辽官窑，其依据是宋人使辽行程录中所记“官窑馆”。1982年阎万章、郭文宣结合缸瓦窑采集到的“官”字款窑具，证明该窑为官窑无疑，被正式载入《中国陶瓷史》。冯永谦据缸瓦窑采集的“官”、“新官”字款窑具，进一步多次指明辽境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中部分是缸瓦窑烧造，同时肯定部分为定窑产品［67］。

《中国古陶瓷图典》等也将缸瓦窑定性为辽官窑［68］。至此缸瓦窑定性为辽官窑似已成定论。多数将之定性为辽官窑的另一文献佐证是：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辽“山后八军伪瓷窑官三人以所授处牌印来献”之句，以证明辽代有“瓷窑官”，那么就有官窑无疑。

也有不少中外学者将巴林左旗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视为辽官窑［69］。以致有研究人员称：辽墓出土的部分“官”字款白瓷是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的辽官窑产品。如李红军认为［70］：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也可能是辽代官窑，是早于缸瓦窑的官窑。最有利的证据是辽宁省硅酸盐研究所关宝琮等人对辽宁建平万寿乡小坤兑沟辽墓出土的“官”字白瓷盘所做的科学测试，该“官”字白瓷盘烧成温度为1260度正负20度，与辽白瓷的烧成温度（1270度）相当，釉的组成点在釉式图中与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细白瓷组成点相近，这件白瓷盘的外观也与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的细白瓷酷似，故推测，该“官”字白瓷盘很可能是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产品［71］。

1975年北京龙泉务村发现辽窑，以烧造白瓷为主。故有人提出：北京历年出土的大批辽白瓷，无论形制或釉色都与龙泉务窑出土的标本基本相同。如辽赵德钧墓、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瓷碗（2件“官”、1件“新官”款）、白瓷花瓣小罐（底部刻“官”款）等，应属龙泉务窑烧造［72］。因此，有人就认为“新官”款辽白瓷除缸瓦窑产品外，也可能是龙泉务新官窑烧造［73］。

1954年陈万里指出：一些长沙出土的唐代白瓷与邢窑所显示特征无一相似之处，很可能在长沙附近有当时仿邢窑的窑场［74］。冯先铭认为：“带‘官’字款的白瓷除了定窑和辽官窑之外，还应考虑到其他产地……钱宽墓出土的白瓷胎釉与北方产品不同，薄胎特征与湖南地区出土的白瓷颇为近似，似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75］不少学者从此说［76］。

也有学者主张浙江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也许是浙江本地生产的［77］，冯先铭［78］认为：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与钱宽墓出土的14件白瓷大体相似，属于同一南方瓷窑的产品，可能是湖南地区瓷窑产品，也可能是浙江地区瓷窑产品。最近又有人指出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款执壶可能是安徽繁昌柯家村窑烧造［79］。

蔡乃武指出：钱宽、水邱氏两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是邢窑产品［80］。蔡氏是讨论其他问题附带提及，但未作任何论证。之后，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的收藏单位作者蓝春秀认为：这批白瓷有邢、定两窑的共同点，但又不完全相同，产地究竟是是邢窑还是定窑需进一步考证，但决非浙江制品［81］。

笔者以为，目前可肯定烧造“官”款白瓷的仅为定窑与邢窑。辽窑和浙江、湖南、安徽的窑址均未发现“官”款白瓷标本，举证严重不足，不宜臆断。近几年来，河北井陉县天长镇井陉窑经多次调查和数次小规模局部试掘，发现窑炉、作坊和大量窑具，在出土的白瓷标本中，有数片瓷器底部刻有“官”字款［82］。天长邮局试掘中，五代层中还见“官”字款细白瓷盒残件［83］。这一发现确为“官”字款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惟未能见到更全面的调查试掘报告，尚不能确定井陉窑所出“官”字款白瓷是由该窑烧造还是外来产品？

“辽官窑”的主要依据是窑址出土“官”、“新官”窑具和“官”、“新官”款白瓷中有部分造型为契丹风格。笔者认为“新官”窑具（图1）上的“新”字残缺过多，仅能看出“于”不能臆测为“新”字。从另一件所谓“新官”窑具（图2）［84］看，残缺不多，可看出“¥”形，绝对不是“新”字，有可能是“辛”字。邢窑曾出土2件“盈”款玉璧底碗，在玉璧上阴刻有“辛”字［85］。因此，可确信目前未见“新官”款窑具。而刻“官”字的匣钵，湖南湘阴窑（见表六湖南05、06）、广西容县城关窑（见表六广西01）和浙江上林湖越窑（见表六浙江09-11）均见出土，不能仅凭此而言“官”、“新官”款白瓷部分是岳州窑、容县窑、越窑烧造的。造型有契丹风格的白瓷，河北曲阳、定州等地也有出土，邢窑、定窑也见生产，不能简单归于辽瓷。再加上辽窑址中从未见到“官”、“新官”款残瓷［86］，“官”款窑具的文化层都不清楚，而将出土与传世的“官”、“新官”款白瓷定为辽官窑产品的结论，确难使人信服。“瓷窑官”、“置官监窑”、“窑务官”等，其实只是负责瓷税而设的低级官吏，并非御派管理官窑之职，下详论。

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的年代是金而不是辽，是辽亡后金人所烧。1944年日本人在西山坡下发掘了该窑，出土物中极为少数的有辽代特点的器皿多出自扰土层。近年来各地辽墓出土的大量瓷器，此窑并无所见。反之，梅瓶、胆瓶以及较晚的黑、白粗瓷等具有金代特征器皿却屡见不鲜。窑址正处于奉安太祖宴寝的日月宫所在地，实难设想辽太祖家庙山门前会设窑烧造陶瓷，作为辽统治者的京城，不可能让人设窑，这种事只能在辽亡后金人占领之下才有可能发生［87］。彭善国已有较详的论证，证明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不是辽窑更不是辽官窑［88］。上世纪50年代李文信曾明确肯定它“不是官窑”［89］。

龙泉务窑址已经过科学发掘［90］，不见任何“官”、“新官”特征器物。辽墓、辽塔出土“官”、“新官”款白瓷与龙泉务窑出土白瓷，胎、釉特征明显相异，在烧造方法上也截然不同。辽墓、辽塔出土“官”、“新官”款白瓷施满釉，而龙泉务窑多施半釉，且内底见支钉痕迹。马希桂认为：赵德钧墓“官”、“新官”款碗及净光塔基“官”款小盖罐是定窑产品无疑［91］。龙泉务窑发掘者也认为：“辽白瓷中除明显具有定窑特点的刻莲小盖罐、芒口器及带‘官’字款等器物外，其它大部分白瓷应为龙泉务窑所烧。”［92］

部分学者指出：78长科M31出土的“官”款白瓷碟，可能产自湖南地区瓷窑［93］。但未举证。而高至喜却认为该白瓷碟似为定窑产品，高氏同时认为两件“官”款白瓷粉盒北方不见，可能是长沙一带所产［94］。笔者认为78长科M31出土的“官”款白瓷碟为北方定窑或邢窑产品，而高足亚形方盒在邢定二窑中不见，湖南生产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依据尚嫌不足，还需更多资料举证。

主张浙江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也许是浙江本地产品者［95］，纯属臆测，毫无依据。冯先铭［96］虽认为浙江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与钱宽墓出土的14件白瓷，可能是湖南地区瓷窑产品，也可能是浙江地区瓷窑产品。但数年之后，冯氏对该观点进行修正，指出：经过多次调查，在曲阳定窑发现了与钱宽、水邱两墓出土白瓷相同标本，底部也划有类似铭文，因此上述两墓出土白瓷以曲阳窑所产可能性最大［97］。近年来，邢台市宋墓首次出土了“官”款白瓷碗，《》又报道了邢窑遗址首次发现“官”款白瓷。故邢台宋墓发掘者认为：邢台市宋墓出土的“官”款白瓷碗的窑口归属问题有待于对邢窑的进一步发掘来证实［98］。2003年夏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拆迁旧礼堂建设步行街工程中，对建筑物地下的邢窑（县城窑）遗址抢救发掘，在晚唐文化层中发现10余件“官”款白瓷碗、盘标本，均为圈足，除足根无釉，余施满釉，字款均为行书（也许有楷书），字体大致雷同，分施釉前和施釉后刻款两种。其中有的“官”款白瓷碗还粘连大半个匣钵，可确信为该窑烧造无疑［99］。时至今日，还有人持：“官”、“新官”字款白瓷均为定窑产品［100］的陈旧思维模式。“官”字款白瓷在河北邢窑、井陉窑的出土，将打破研究者对“官”款白瓷定窑说的单一思维模式。证明李家治推测有可能“来自北方邢窑和定窑”［101］及蔡乃武所言钱宽、水邱氏两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是邢窑产品［102］，部分推测无误。但邢窑遗址中目前还未见“新官”款白瓷标本出土。因此，此前被认定为定窑的“官”款白瓷中应有不少是邢窑产品，如井陉窑证实确产有“官”款白瓷，那末“官”款白瓷中是否也应有井陉窑的份额。

“官”、“新官”字款白瓷的时代。以纪年瓷来看，“官”款白瓷以河北灵寿县景福二年（893年）墓出土的2件白釉钵最早（表四河北20-31），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墓则1件白釉罐最晚（表四辽宁11）。一般人都认为“官”、“新官”白瓷为同一时期的产物。笔者但却认为有先后之分，如河北灵寿县景福二年（893年）墓不见“新官”款白瓷出土。895年钱宽墓有17件“官”款，仅1件“新官”款［103］；901年水邱氏墓仅3件“官”款（表四浙江13-15），却有11件“新官”款（表五浙江03-13）。就目前考古资料看，晚唐时的定窑白瓷尚过于初始阶段，根本无法与此时的邢窑白瓷相抗衡，定窑“官”款白瓷为五代至北宋，而邢窑“官”款出现于晚唐文化层，早于定窑“官”款白瓷。因此，对国内外出土或收藏的“官”款白瓷的产地就必须进行重新甄别。但这项工作是复杂困难的，笔者将从时代、胎釉、器形以及窑业技术等方面另文进行探讨。但可以肯定晚唐墓出土的“官”款白瓷部分是邢窑所产（邢窑目前虽不见“新官”款白瓷，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会大白于天下），而部分非纪年墓出土“官”款白瓷也多被推定为唐墓，其中部分应为宋墓，宋墓出土的“官”款白瓷也应该有邢窑产品。

“官”稍早于“新官”。定窑的很多技术是学术邢窑，且品形也多相似，并有更新。邢窑“官”款出现于“盈”款之后，定窑继邢窑后才出现“官”款，不久又有“新官”款。之后取代邢窑“官”款，北宋时邢窑又一度再次生产“官”款瓷。

4、“官”、“太官”字款青瓷

青瓷中也有“官”、“官样”字款及“大官”款。

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五代青瓷双系罐，肩刻“官”字（表六浙江01）；宁波火车部袁从章墓出土“官”字罐（表六浙江02）；浙江临安唐乾宁二年（895年）钱宽墓，青釉“官”款器（表六浙江03）；浙江新昌县曾出土龙泉窑青瓷碗，刻有“官”字款（表六浙江04）；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一件“官”款越窑缠枝菊纹花口青瓷盘（表六内蒙古01）等。这类青瓷“官”款器产地为浙江应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浙江上林湖越窑马溪滩、后施岙窑址曾出土青釉凤纹碗、青釉莲瓣纹碗，外底刻“官”字款（表六浙江06）；上林湖越窑马溪滩、后施岙窑址还见青釉莲瓣纹碗，外底刻“官样”字款（表六浙江07）。龙泉大窑村枫洞岩窑址也出土过明初青釉“官”款盘，外底刻“官”字款（表六浙江05）。另外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过几件底都铁书“官窑”款的元代青瓷碗（表六浙江14）等。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1件隋青瓷杯，印“大官”款（表六湖南01）。其窑址是湖南湘阴窑，湘阴窑址已采集和发掘到隋唐青瓷杯，内心印“官”字（表六湖南04）；湘阴窑址隋代龙窑下部出土一件“南朝圆饼底碗残片”，内底印“太官”铭（表六湖南02）；湘阴城关窑址出土隋唐青瓷杯，内心印“大官”字（表六湖南03）等。收藏刊物见一件长沙窑褐书“大官”款碗［104］，从纹饰看是新仿，或老胎新彩。

此外，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有一件青瓷芒口盘，外凸雕双层仰莲瓣，足端无釉，圈足内刻“官”字款（表六内蒙古02）；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一件“官”款青瓷碗底足，施满釉裹足支烧（表六广东01）；广州中山四路致美斋工地出土一件“官”款青瓷盘底足，施满釉裹足支烧（表六广东02）。辽上京博物馆的“官”款盘，真赝存疑。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广州中山四路致美斋工地出土的满釉裹足支烧“官”款青瓷器底足，当为五代黄堡窑产品。70年代初，有人在黄堡窑址首次采集到“官”款青瓷器，80年代又采集到一件（表六陕西02）。黄堡窑发掘时又出土十余件“官”款青瓷器（表六陕西03），均为满釉裹足支烧，器型、胎釉基本相符。陕西唐郑仁泰墓出土一件“官”款青瓷五葵口碗（表六陕西01），笔者未查到该“官”款碗资料。耿宝昌先说：“官”字青瓷碗，“官”字原刻于青釉葵花口碗的底足内，器同唐代郑仁泰墓出土的碗。并未说唐代郑仁泰墓出土“官”字青瓷碗［105］。耿后又说：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官”款青瓷五葵口碗是刻款，“唐代耀州窑多裹釉支烧，釉面乳浊肥厚，圆器未见玉壁底”。可知该“官”款青瓷碗是裹釉支烧，但唐代耀州窑未见裹釉支烧青釉碗，从唐代黄堡窑发掘出土的52件青釉碗看，有璧形足29件、圈足17件（矮圈足2件）、饼足3件、3件未注明，碗内底绝大多数有三角垫饼支烧痕［106］。郑仁泰墓（麟德元年即664年陪葬于昭陵）发掘简报［107］仅说：出土瓷碗1件，六瓣形，内外施青釉，深灰色胎，质坚，矮圈足。高8、径17、足径7.5、胎厚0.4㎝。并未言刻“官”款。若唐郑仁泰墓真出土有“官”款青瓷五葵口碗，就算不是越窑器，也决非“唐代耀州窑”器，因为黄堡窑只出土过五代“官”款青瓷，唐代层不见“官”款青瓷，且底足均露胎。

四川邛窑窑址还出土有“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铭印模（前蜀后主王衍乾德六年为924年）（表六四川01）、越窑出土宋“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物不得乱将恶用”铭垫圈（表六浙江13）、福建建窑出土宋“官囗”（疑为“官皿”）（表六福建01）、河北井陉出土宋“天威军官瓶”铭褐釉瓶（表六河北03）、河北唐山市陡河金墓出土茶绿釉“官”字款鸡腿瓶（表六河北01）、内蒙古托克托出土酱釉牛腿瓶（即鸡腿瓶）（表六内蒙古06）、江西景德镇明代窑址出土褐书“官用供器”铭白瓷碗（表六江西02）等。

由此可见，“官”类款瓷器，除白瓷外，也有青瓷，还偶见黑釉瓷、茶绿釉瓷。有模印、刻划及褐书的。从时间上讲，最早为隋［108］，最晚的是明。涉及窑场除白瓷外，有湖南、陕西、浙江、四川、河北、广西（窑具）、辽宁（窑具）、江西、内蒙古等地。时代从隋至宋都有延续，且明代还见一例。从这来看，至少说明“官”类款并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特殊窑场的特有产物，这类陶瓷制品的类似标记不少，不宜将它神秘化。

另外，最近见某收藏刊物上有一件宋定窑绿釉刻花龙纹梅瓶，足底刻“官”字款。据介绍：该绿釉刻花龙纹梅瓶属高温烧成，即先施一层白釉，然后再加施一层较薄的绿釉，一次高温烧成，并经美国牛津大学实验室作过热释光测试，结果为公元700～1200年［109］。从彩图看，刻划工艺、纹饰特征均与定比较相似，但细查纹饰却发现用刀拘谨小心，特别是细部。如胫部双层蕉叶无层次感（第一层与第二层相连），肩部纹菊瓣更是不得形似，还别说神似二字了，纹饰均仿故宫博物院白定刻花梅瓶（挥刀大气，一气呵成，第一层与第二层不相连，肩部仅见“半刀泥”运刀自如）。腹部龙纹毫无神气，仿上海博物馆白定印花龙纹盘，口、齿、角、爪等与之不符。再说底部的“官”字，用草体，按理应熟记于心，书写大胆，但见运笔不畅，结体反常，与所有的定窑“官”字不同。造型也板呆，头重脚轻，腹径过大，肩、足比例失调等。又：目前不见古定窑有一次烧成的高温二次施釉绿釉器，只有“二次铅釉瓷”。“现有的科学证据还无法证实一次烧成的铅釉器的存在。”［110］其结果只能是新仿赝品无疑。该文作者还介绍过1件宋元“钧窑花口长颈瓶”，也在英国牛津鉴定中心进行了热释光测试，测试结果是距今600年至1000年［111］。同样是件现代仿品，另文有详论［112］。关于热释光测试，早被作伪者破译。而上海博物馆采用的专门为测定瓷器年代而设计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是目前最新的热释光检测科技成果［113］，是可信的，该方法难以被作伪者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