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30日的微信推荐中，小编带大家走进了戴志强先生，这位当今钱币收藏界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的成长世界。家庭熏陶的耳濡目染、高人齐聚的泉社雅集、著名学者执着的“一本书主义”……都随着戴志强先生的讲述变得格外鲜活生动。进而也令不少读者感到意犹未尽——年少时得天独厚的成长经历，又对戴志强先生后来的人生起到了怎样的“非一般”影响？对于钱币的收藏研究，他会给年轻人哪些建议？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讲述。

口述｜戴志强

整理｜方晓王菁菁

插曲——

不相信它是“一孔之见”

1966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至河南安阳的文博系统工作；1984年调京，又与当代货币制造、货币金融打交道，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主持筹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这个过程中，钱币学研究的大门开始彻底向我敞开。

早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钱币学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化学、金融学、银行货币学等等都有关系，它是一门交叉学科。

不像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对于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和说明，主要就是靠钱币。因此，钱币学研究在欧洲非常受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直属的几个学科就包括了钱币。相比之下，中国在钱币学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无论是认识还是起步都比较晚。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上世纪60年代戴志强先生留影

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盱眙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爯”金版，数量多、体量大，十分重要。后来它们入藏南京博物院，我特地去看过一次。

那一次，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姚迁先生接待了我。他非常照顾我，专程拿出了库房文物。但姚先生说话耿直，在他眼中，钱币就是“一孔之见”“一得之见”，他不理解我为何要执着于这个门类的研究。

现在想来，有不同的看法也很正常。不过那时年纪尚轻，猛地一下听他这么说，我有些接受不了。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很大，当下便立志，非得把这“一孔之见、“一得之见”做成一个学科不可。

传承——

靠教科书教不了鉴定

既然是一门学科，就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是对体制内专业鉴定人员的培养，对此，上世纪80年代曾做过的一次培训，其效果和影响哪怕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这场培训由中国钱币学会发起，国家文物局组织，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举办，为期3个月。当时来自各地博物馆、文物系统的从业者和钱币学会的会员参加。

前两个月的培训内容，由包括考古、古泉、纸币、金银币在内的全国顶尖专家集中授课；最后一个月用来实践。由学员在文物研究所选择古钱，然后写亲历报告，带队指导老师是唐石父、高桂云与董德义三位。后来这些学员逐渐都成长为了系统中的骨干精英。

2019年10月18日，位于浙江绍兴的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近百位泉界人士参与此次盛会，戴志强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演讲。

那次我也去讲了十天的课，分两个部分：一是钱币的名词解释，讲了两天，二是两宋钱币，讲了八天。

同一时期，文博领域还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摸底各地文博单位所藏书画。过后，国家文物局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变化。时任局长张文彬就曾说：对文物鉴定人员的培养，可能还是要采用一些家学的办法。

作为过来人，我深感真正的文物传承，从教科书上是得不到的。跟着高人实战，他走到哪你跟到哪、看到哪、听到哪，日积月累才会得到最好的效果，传统家学式的培养不能完全摒弃。

后辈——

帮助他们站高看远

除了对体制内专业鉴定人员的培养，对民间收藏研究群体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从2014年开始招收徒弟，目前有贾晖、刘飞燕、赵梓凯、佟昱、董瑞、陆昕、陈宝祥、陈文军、汪洋、宋捷十位弟子。他们中最大“60后”、最小“80后”。

收徒弟我最重视的是人品，其次是对方本身要具备一定培养基础，再就是灵气和悟性。

入门后他们十个人做的第一件事即成立了善泉社，这个名字出自我送给他们的师训——“为人之道善友友善，治学之道善见见善”。这几年我也借鉴了父亲他们当年雅集的模式，不定期地召集徒弟们一起聚会、交流，同时指导他们以善泉社的名义将各自的研究成果汇集整理出版。其实他们本身已经很用功了，我无非就是点拨一下，帮助他们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

戴志强先生从2014年开始招收徒弟，他们中最大“60后”、最小“80后”，并成立了善泉社，这个名字出自师训——“为人之道善友友善，治学之道善见见善”。（图片由陈宝祥先生提供）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钱币收藏，这是我乐于见到的。但进来以后怎么走？一是对他们的引领，二是自身的学习，这两点都很重要。比如我注意到，很多年轻收藏者尤其在意品相，越漂亮越好。品相当然很重要，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品相绝对不是唯一标准，过于强调就容易让你的收藏流于表面。

近一两年，我看到市场上不少普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有的甚至还涨得很快；但某些真正数量少的泉品，价格反而上不去，这是不正常的。说明人们对其在钱币史上的地位认识仍然有欠缺。一个真正的藏家，对钱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显然会重视。所以我建议年轻收藏者要坐下来、钻进去，进一步深造才能提高。否则，你的收藏是不能持续的。

责任——

与他们共事是“神仙开会”

前面提到国家文物局组织摸底文博机构馆藏书画，引出了我的另一段回忆——进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也是我所担任过的最为严肃、重要与特别的一个职务。

1986年，在时任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刘巨成的主导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对于委员人选的考虑，刘巨成的标准很直接，就是鉴定眼力。眼学是鉴定的核心，如今回忆起来，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他的想法是很具开创性的。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第一届成员一共54名，其中8人在60岁以下，50岁以下的只有两个人，我当时42岁，是这批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我们中绝大部分人都跟古玩市场打过交道，更有当过学徒、做过生意的。

戴志强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第一届成员，而且是这批成员中年龄最小的。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届大会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国家对此事很重视，成立大会结束后，又举行了一个小规模座谈会，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在会上说得很明确：第一，在座的各位是鉴定国宝的人，你们自己也是“国宝”；第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终生任职。

与老先生们共事，最初的鉴定委员会开会俨然就是“神仙会”，怎么聊都可以。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启功先生，只要有他在就很热闹。启先生十分豁达，譬如聊到当时市场上仿他书法的人很多，他哈哈一笑：“他们写得比我好”。与人交往，他并不在意对方身份，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外界看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工作多少有那么一些神秘的色彩，好奇我们日常做些什么，我归纳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有博物馆藏品定级；二是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有争议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并且拿出意见；三是对触犯法律的文物，例如走私文物定级，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提供参考。

但一听便知，这当中每一个都是责任重大，特别是第三个。举个例子，同样是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器、书画与钱币相比，市场价值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差很大。我当然希望钱币的珍品、精品发现多多益善，让这个门类在文博机构中拥有一定收藏地位，所以定级时往往据理力争。可是一旦牵涉量刑，要考虑的就不只是文物了。为难的时候是有的，一旦出现，更要求作为专家的你保持谨慎，不能违背原则，影响司法公正。

本期内容节选自2021年8月《中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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