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槌瓶亦称直颈瓶，因器形像纸槌而得名。纸槌瓶的用途，除了单纯的摆设外，应该是宋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的花瓶。只是对于宋人来说，这样一件器物在欣赏之余，或许还能寻求到一种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这是专属于宋代的理性之美。是一种深受宋代统治者青睐的器物之一。

纸槌瓶没有复杂曲折的设计，不事修饰，简约质朴中透着“静为依归”的寂寥，典雅文静而文质彬彬，难怪连乾隆爷都忍不住要求工匠复刻纸槌瓶的技术，当宝贝一样放在身边赏玩。

两宋时期的定窑、汝窑、官窑、龙泉窑均有烧造纸槌瓶，从目前传世和出土的实物来看，宋代瓷质纸槌瓶以青瓷和白瓷为主。根据其模仿玻璃器皿造型的程度，大致可分为直接模仿玻璃器和进行本土化改造两种类型。

模仿玻璃器皿的瓷质纸槌瓶包括盘口式和直口式两类。

盘口式纸槌瓶

宋代纸槌瓶的主流形式，比较突出的特征是其口部形象似盘，下接细长直颈，肩部有折肩和丰肩之分。盘口折肩式是指其肩部与腹部有明显的转折，其腹部上下垂直或上宽下敛，足腹相连，多为平底，亦有假圏足。

直口式纸槌瓶

没有明显的折沿，口和颈为垂直的筒形，肩部多为折肩。部分器物会在口沿处镶嵌金、银、铜扣以掩饰口沿处的缺陷，如北宋定窑纸槌瓶、汝窑“奉华”铭纸槌瓶等。直口式纸槌形玻璃瓶的颈部多上丰下敛，而瓷质直口式纸槌瓶的颈部则与之相反。

开始出现瓷质纸槌瓶，或许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处于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状态，使得宋朝形成稳定而广阔的交易市场，中国在大量输出瓷器的同时，亦引入了国外的物资。

另一方面，玻璃透明、纯净的特质深受中国皇室的喜爱，但由于原料的局限，国内的铅钡玻璃达不到伊朗钠钙玻璃的水准，便欲以当时“一色清纯”的青瓷代替。

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烧造瓷质纸槌瓶，以龙泉窑、景德镇窑为主。从目前传世及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到元、明两朝的瓷质纸槌瓶多沿袭宋代造型，但受时代风尚的影响，整体造型敦实有余而挺拔不足。在釉色和纹饰上，这一时期的瓷质纸槌瓶比宋代更为丰富。

元青釉开片纸槌瓶

元明时期的纸槌瓶在青瓷、白瓷的基础上还出现了由景德镇烧造的影青瓷，如江西省樟树市出土的元代景德镇窑影青盘口弦纹纸槌瓶。江苏省溧水县元代窖藏出土的青釉盘口幵片纸槌瓶，和前者一样均是成对出现，旦颈部拉长，腹部减小，使整体造型较宋代更为修长。

直口式纸槌瓶在元明时期较为少见，这一时期该器型的颈部明显变得粗壮，使得器物缺少了宋代纸槌瓶的秀雅。在纹饰上，元明时期的瓷质纸槌瓶显然较宋代丰富，器物表面出现了刻花花纹。

元明时期的瓷质纸槌瓶已经广泛进入世俗生活，这在诸多文人笔记中可觅得踪迹。高濂《瓶花三说》中提及：“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说明当时瓷质纸槌瓶已经被普遍用于书斋插花，旦位于首选器型之列。

另有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以及文震亨的《长物质》中均提到以瓷质纸槌瓶作为书室插花之用。此外，元明时期的纸槌瓶已然进入当时的艺术品赏玩与收藏领域。

由于清代审美取向整体上由简入繁的转变以及制瓷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瓷质纸槌瓶除了青瓷、白瓷、影青瓷，还出现了各种颜色釉瓷器和彩绘瓷器。

纸槌瓶发展至清代已经进入皇室收藏，，从各作成做活计档清档中的记载来看，烧造的各类纸槌瓶广泛分布于皇宫，包括皇帝生活起居、处理政务的场所如乾清宫、养心殿等，皇家园林圆明园中也有陈设，并且配有漆座或紫檀座。

除了皇家收藏，还有一部分是作为赏赐品下发给王公贵族以及藩属。雍正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档清档：“……敬事房笔贴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槌瓶一件……著用棉花塞垫配木箱盛装，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钦此。”

清乾隆金彩三羊开泰瓶

从这段文献中可以看到除了“四喜花囊”“双管瓶”等具有吉祥寓意的器型外，纸槌瓶也被作为赏赐品发往琉球国，这一点在前文中提到的《道光二十二年烧造瓷器钱粮清册》中也有记载。

尽管清代成熟的制瓷技术让纸槌瓶在形态上发生较大变化，但也失去了南宋龙泉窑纸槌瓶的端庄、典雅之美。

在功用上，纸槌瓶由宋代佛前供奉，至元代被文人士大夫阶层广泛用于室内陈设，虽然丧失了原有的神圣性，但没有流于世俗，反而被赋予清赏雅玩的趣味。至清代则由文房清供上升为皇家御用或赏封之物，并旦通过中外交流远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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