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将军把马湖知府詹大人给打啦！”“什么？！”

明朝末年，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明洪武年间设，属云南，治建昌，辖今凉山大部分地区）炸开了锅，四川总兵刘綎拳殴马湖府知府詹淑一事，再次让刘綎成为当时最热的话题人物。细数起来，刘綎晚明占据“热搜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窃闻中朝诸将，勇敢善用兵推刘綎第一。”这是朝鲜王朝宣祖、光海君时期（约1567-1623年）著名文臣李恒福对刘綎的评价。明朝末年，如果刘綎排第二，那么晚明朝廷中，恐怕没有人敢自称第一了，民间对他的评价亦是“晚明第一猛将”。

这个“猛”字，不但涵盖了刘綎外平缅甸、驰援朝鲜，内平云贵川、抗击后金，“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的赫赫战功；也囊括了刘綎腐败放纵、拥兵自重的骄恣豪横。以至于这个屡次被罢黜的人，一遇战事又屡次被启用；也让明朝廷一边说着“永不收录”，一边重复着论功行赏、荫及子孙的打脸行为。

刘綎（1558-1619年），字省吾，南昌人，大将军都督刘显之子，明神宗万历年间武状元，明朝著名的抗倭将领、军事家。年少从戎，参加抗缅战争因功升任副总兵，因纵容兵甲导致兵变被革职。万历二十年（1592年）再次入朝，平定播州（今属贵州）土司杨应龙叛变，因功升为四川总兵，后率兵平定建昌各部族，并在“萨尔浒之战”中阵亡。明熹宗天启初年赠“少保”，世荫指挥佥事；崇祯元年（1628年）建“表忠祠”；清乾隆年间追谥“忠壮”。

刘綎画像

刘綎一族本姓龚，祖籍湖广，先祖为避世乱，迁往江西南昌，改姓刘。其父刘显天生身材魁梧、力大无穷，早年家境贫寒、四处流离，又因食量过大，青年时期几乎都在忍饥挨饿中度过。后在四川应募从军，崭露头角，最终成为明世宗嘉靖年间，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将领。

把父亲当做人生榜样的刘綎，十三岁那年便早早从军，行伍一生。在那些老百姓食不果腹的日子里，军中粮草充足、训练有素，刘綎不但遗传了父亲高大魁梧的身材，更练就了能骑在马上将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刀轮转如飞的臂力，时人以关公相誉，称之为“刘大刀”。

明神宗万历初年，刘綎作为军中“小萌新”，第一次跟随父亲刘显讨伐四川境内的“九丝蛮”，便首当其冲，擒拿酋长，因功升为云南迤东守备。万历十年（1582年）冬天，缅甸进犯云南的永昌（今云南保山）、腾越（今云南腾冲）一带，云南巡抚刘世曾急向朝廷请求增援。次年春天，刘綎被越级提拔为游击将军，负责腾冲一带的防务。

当时的缅甸，自东吁王朝君主莽瑞体即位后，常趁着兵力强盛，侵扰明朝边境。在陇川（今属云南德宏）做生意的江西商人岳凤从中勾结，率领象兵数十万人，从今天云南的瑞丽、德宏一带向内逼近，经保山、大理、巍山、景东、镇沅、元江，直达云南腹地，大肆烧杀抢掠，边境动乱愈演愈烈。刘綎在史册中的第二次亮相，便在此时。

负责永昌防务的是老将邓子龙，经过大小十余战，邓子龙部队斩敌一千六百余人，并驻守姚安顽强抵抗。刘綎部队一到达，军心大振，岳凤自知不敌明军，命令妻儿和部下先行投降。刘綎则要求岳凤交出金牌印符，以及蛮莫、孟密两地（后属缅甸），并以护送岳凤妻儿归还为由，分兵进入陇川，占据险要之地。四面受敌的岳凤只得投降，云南边境次第平定，刘綎因功晋升为副总兵，邓子龙虽也进位副总兵，却总有点被人抢了功的感觉，心里不是滋味。

当刘綎把战俘进献给明神宗的那一刻，年轻的君王喜形于色，“帝为告谢郊庙，受百官贺。”文武百官的转评赞，给了明神宗极佳的用户体验，以至于不久后邓子龙与刘綎相互不买账，甚至两军发生冲突时，明神宗也只道是武将之间的暴脾气，放任不管。但刘綎并没有见好就收，其父刘显在四川起家，留下了一支得力队伍，刘綎拥兵自重，在地方索要重贿，放任部下淫虐作乱。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终于酿成兵变，朝廷以刘綎“御下无法”，将其革职，遣返回老家。

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刘綎归乡的路上，还被云南巡抚刘世曾拦下，顺路平定了罗雄州（今属云南曲靖）土知州者继荣的叛乱。此战中，刘綎功劳最大，在刘世曾的竭力推荐下，朝廷重新启用刘綎为广西参将，后移任四川。

万历四十年（1612年），建昌（今凉山西昌）一带陷入混乱。地方部族发动武装斗争，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刘綎以总兵身份前往平定，其子“昭勇将军”刘文昭亦在军中。此时的刘綎，已经十余年未掌兵权了。

到达建昌后，刘綎迅速分析形势，将明军兵分八路，自己在中路指挥作战。建昌部族刚猛，刘綎亦能征善战，双方在经历大小五十六次交锋后，明军攻克了桐槽（今喜德冕山镇）、沈渣、阿都（今普格县境内）、厦卜、越北等寨。

明代万历年之前，凉山境内残留的吐蕃后裔与本地居民融合，散居在大渡河至雅砻江流域的两岸地带，大致为今天的西昌、冕宁、喜德、石棉、甘洛、越西、木里和盐源等地，尤以冕宁境内最为集中，明朝廷称之为“西番”，自刘綎平定后，这些族群逐渐势衰。据《越嶲厅全志》载，原越嶲厅天星关北门外，有一块《刘綎碑》，原名“鲸鲵碑”，为刘綎平定桐槽（今喜德冕山镇）后立。

在一次次战役中功居首要，给了刘綎无数个高光时刻，而他性格的缺陷，也常常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明史》载：“綎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尝拳殴马湖知府詹淑，淑改调，綎夺禄半年。久之，以军政拾遗罢归。”

在诸多记载中，詹淑也算是一位关心民情、体恤孤弱的贤官，民间对其评价颇高。万历年间为官绥阳（今属贵州遵义）县令时，曾苦心劝农，传授耕作技术；发展教育，救助孤寡，拓荒建城，多有惠政。以至于当地百姓不以“县令大老爷”相称，而纷纷唤詹淑为“家公”。

麻城来客雅淑容，僻地拓垣棘草丛。

为县一方知政要，亲民五载树廉风。

尹珍碑记镌儒韵，子厚疑存释易同。

能楷贤人怀士善，至今百姓爱阿公。

——明·詹淑《七律》

詹淑执政马湖府（明洪武四年设马湖府雷波长官司，今凉山雷波）期间，虽对地方风俗民情不甚熟悉，但仍维持了自己勤政爱民的作风。被打这件事，绝对是詹淑仕宦生涯中，最不愿回顾的“黑历史”。此事过后，詹淑被朝廷调离马湖府，刘綎也被罚夺了半年的俸禄。至于刘綎为什么殴打詹淑，史料中未有记载，但刘綎不喜欢文官这件事，却是时人皆知的。

明朝中后期实行“改土归流”，民族地区除本地世袭的“土官”管辖外，中央王朝也会派驻“流官”驻守治理，“流官”一般由文官担任，负责处理地方政务。也许凡事按部就班、遵循条例、温文儒雅的文官，本身就是让武将刘綎分分钟上火的存在吧。

在刘綎门下，收归了各类能人，明末文学家徐世溥撰写的《刘少保(綎)外传》中称：“彀甲檠弓，淬剑铸锐，译诸国语言，医兽印烙，乃至磨漆鞍鞘，理治秋鞯，纺网黏竿，织帆绞繂，垩壁缝靴，走索吞刀，鸟语鼠声，众工百戏，门下无不有。”但凡对打仗可能有点用处的人，重用也好、重金也罢，刘綎都会想办法收归己有。唯独，他一生绝少与文人往来，他的谋士中也缺少文人为其出谋划策，更重要的是，他在官场上一生都未能读懂文人。

《明史》有载

刘綎虽在朝中不受待见，“旋起旋废”，但君王和朝臣总归惦记着他带兵打仗的能力，知道关键时候还得靠他。然而，到了别人家的朝堂上，刘綎差点成为“千古罪人”，这件事，还需追溯到刘綎两次远赴朝鲜抗倭的时候。

万历二十年（1592年），倭寇入侵朝鲜，朝鲜三番五次向明朝求援。刘綎积极请缨出国抗倭，朝廷便任命其为副总兵，率五千川军出征。诡吊的是，关于刘綎赴朝抗倭的始末，以及对于刘綎的个人评价，中朝两国的史料，竟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记载。

从中央王朝修订的《明史》来看，刘綎此人虽贪婪、狂傲，但是带兵打仗毫不含糊，单就驰援朝鲜一事而言，史载“綎夜半攻夺栗林、曳桥，斩获多。”“綎及承训等进屯大邱、忠州，以金罗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鲜略定。”“綎戍朝鲜二年，劳甚……力战破之，贼退不敢出。”

最初听闻刘綎要来，朝鲜上下像是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几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刘綎身上。据朝鲜的《宣祖实录》评价，“刘副总为人精悍，礼貌闲雅，将兵法度，不与他将同。”朝鲜君臣甚至产生了“小邦存亡，存大人身上”的迫切。

事实证明，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以至于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朝鲜舆论对刘綎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刘綎消极避战，坐视不管，手下士兵也沿途滋扰百姓，“顺天城之战”后，刘綎在朝鲜的形象，跌到了谷底。朝鲜史册中“最为雅淡，秋毫不犯”的刘綎变成了“性本骄诈，欲得伪功”。

《宣祖实录》载，“（刘綎）莫有斗志，曾未交兵，先自奔北，丧旗乱辙，莫可收拾。终乃甘言乞和，赂物质人，则其殆侮于凶贼，取讥于外藩，而负皇上委遣之命者，为如何哉？”

隔着四百多年，都能感受到文字中扑面而来的愤恨。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军纪散乱、贪污贿赂、骄诈狂傲的刘綎是真实的，然而面对抗倭过程的来龙去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却也不得不说是源于双方立场的不同。且封建时代的官方修史，始终是“上层的历史”，功过毁誉之间，还隐含着史官复杂的个人情感。

韩剧《不灭的李舜臣》中对刘綎进行了诸多反面刻画

韬略无能继父风，西川前后领元戎。

重惭推毂操兵柄，敢倚平戎数战功。

弈世君恩延赏久，累朝官赐诰封隆。

何当两地无宁日，兵火年年一样红。

——明·刘綎《平播凯旋》

罢官，是刘綎一生当中，遭遇最多的一件事。

要说这刘綎，仿佛专为沙场而生，处理起战略战术来，得心应手、胸有成竹，但此人终究只有谋事的能力，没有谋人的思维。清人钮琇所撰的《觚剩》中称：“刘将军綎，勇敢善战。每奏功，以负气难下人，故旋起旋废。”这其中，有刘綎性格的弱点，也有他不懂人性而招致的失败。

在刘綎充满争议的一生中，大多坏在一个“贪”字上。当初镇守腾冲时，就因索要重贿酿成祸乱，被革职遣返；从朝鲜回去后，也因贿赂御史宋兴祖，意图破格提拔，被宋检举；后在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时，又因要挟朝廷，收受贿赂，被大肆弹劾，勒令戴罪立功。

不单如此，刘綎贪恋美色，亦是时人周知。有文献称刘綎晚年“姬妾二十余人”，亦有说“姬妾八十余人”，对此，刘綎的自辩是：我不好色，人们就会说我有野心，我就更难有立足之地。如此一套说辞，也不知是官场的保护色，还是“渣男”的套路。

如果说以上种种，都是刘綎载入史册的污点，那么“萨尔浒之战”，或许是刘綎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洗白”。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趁明朝廷党争激烈、军务松弛之际，率领后金军队，于辽东对明朝廷发起进攻。次年（1619年）正月，明朝廷遣使向后金商议罢兵，努尔哈赤回信拒绝。

二月，明朝廷征调十余万重兵，分四路围剿后金，其中刘綎率领四万川军，先行突破后金的防线，孤军深入。刘綎打仗爱用川军，或许是受到其父刘尚的影响，但由于刘綎这路行军路线险远，需穿越重峦叠嶂，骑兵无法列阵，极大地削弱了战斗能力。

与刘綎共同出兵的，还有朝鲜将领姜弘立率领的万余朝鲜军，两军集结后共同北进。此时努尔哈赤的后方空虚，刘綎本有机会改变战局，却不知为何延误了战机，遭遇伏击。在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刘綎尚未布阵，后金军队突然从高地冲击而下，攻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刘綎拼死迎战，又遭遇后金分兵夹击，最终惨烈阵亡。其手下士兵奋力突围，但鲜有生还。

此后的交战中，努尔哈赤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战术，明军的其余几路部队也被悉数歼灭，“萨尔浒之战”由此成为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个经典案例，也成为了明清兴亡史上的关键一役。

然而“萨尔浒之战”的始末，和刘綎阵亡的详情，却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明朝廷和朝鲜的史料就战败一事相互推诿，指责对方军备低劣，并爆出两军早有内讧发生，也许这便是延误战机的原因之一。《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刘綎战死之事，称：“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綎犹鏖战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但清代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满文老档》则简述，明军最初采取的是有效的防御措施，被后金阻断军心发生动摇，后三面被围，明军全面溃乱。《满文老档》还称，刘綎并非战死，而是被后金俘虏，并轻描淡写地一句“把他杀了”。

无论真相如何，刘綎殉职后，舆论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明史钞略》曰：“自将军死，而天下更无有如将军者，益不得不悲将军。”《明史》亦曰：“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如此评价，几近“封神”。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历史上还可以称之为“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和“大西天命元年”。随着明朝的灭亡，封建王朝重新洗牌，而朝鲜却扛起了“尊周思明”的大旗，暗地里怀念明朝，顺便也推崇起了明朝的死节之士。刘綎在朝鲜史籍中的评价亦发生逆转，曾经飞扬跋扈、饱受诟病的他，终得一句：“大丈夫尽节之义，寔无愧焉！”

武将不惜死。至此，“晚明第一猛将”刘綎的生前事并不尽如人意，但身后名姑且算是圆满了。

“萨尔浒之战”中刘綎以身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