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有一位王荫嘉先生是资深古钱收藏家，他学富五车，泉学知识极为丰富，对后辈十分关心，既循循善诱又爱护有加。至今苏州钱币收藏界还流传他讲述的两个故事。
两枚大定得肥缺
光绪年间，苏州近郊常熟县境内有一座方塔，因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期遭受炮火损坏，年久失修而倒塌。当地一位贵姓人家的孩子在这座塔内捡到二枚折三“大定通宝”，便拿它做游戏。当其父走过来，低头定睛一看，滚到脚边的古钱竟是罕见的“大定通宝”时，心里好不喜欢。原来，此钱为金代遗物，由于金在北方立国，这种古钱在江南一带发现甚少。他当时正在苏州巡抚衙门任职，并知道顶头上司周仲芳收藏古钱成癖，还没有这种钱呢。于是，这位贵先生立即请人做了个楠木盒子，把这两枚古钱嵌存在盒内，谎称是家传之宝，敬奉了周大人。
周仲芳得了这两枚“大定通宝”折三大钱后，终日摩挲，爱不释手，当时，古钱的行情极好，价格极高，珍稀品更是藏家梦寐以求之物。“不怕价格高，就怕没有货”，这是清代末年古钱收藏界出现的一种奇怪局面。古钱谜周仲芳得到贵家孝敬二枚“大定通宝”钱后，内心也很不安，心想：用什么来回报贵家的这份深情厚意呢？此时，正好江苏盐务史这个职位空缺，周仲芳想，这个贵先生为人伶俐，平时一直贴着自己，近又献此厚礼，于是就力荐他补了这个肥缺。从此，衙门里有“贵盐务史，二枚‘大道通宝’得肥缺”之说。（注：作者徐开扬，号静逸翁，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由于王荫嘉先生年轻时曾考得“候补道台”这样的空衔，辛亥革命爆发后，官肯定当不成了，但是，王荫嘉先生和周仲芳早年是场面上的好朋友，后来又是爱泉一家的泉友和同好。后来，周仲芳年事已高，一次，二人谈钱，谈得正高兴时，王荫嘉曾戏谑过周仲芳：“如果我也有两枚‘大定通宝’折三钱敬奉您老的话，我这个‘候补道台’也许早扶正了吧！”周仲芳听了哈哈大笑，连连说：“晚矣！晚矣！你，我都是民国的公民了！前清之事莫提，莫提！”这两枚“大定通宝”折三钱在周仲芳身故后，归张叔驯收藏，后又归陈仁涛收藏，在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第135页上注为“无定价”，可见此钱确实极稀少，最近几十年也未见有出土。
千古憾事，鎏金“太夏真兴”流失日本
“太夏真兴”钱，六朝之物也。夏，赫连勃勃，真兴年所铸。“太夏”为其国号，“真兴”为其年号，由于“真兴”年号仅用6年，赫连勃勃之后由赫连昌继承，改元“承光”。使用3年，又改“胜光”4年，即为“吐谷浑”国所灭，故此钱存世极少，鎏金者更是仅见之物，是了不得的大珍之品，历来为泉家所推崇。
国家博物馆藏1959年沈子槎捐赠
清末，刘鹗藏有此钱，身后为周仲芳所得。清末为官的周仲芳，自辛亥革命后，景况江河日下，为应付支出曾让出了一部分古钱。张叔驯者，浙江吴兴人氏，居上海经商，财产颇丰，性好古钱，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惜重金，搜罗珍奇古钱。当张氏闻知周仲芳收藏的古钱有出让之意，急托王荫嘉从中撮合，以2万钱之高价求购鎏金“太夏真兴”、“太清丰乐”等数枚珍钱。王荫嘉受托之后一拖再拖，并没有及时去找周仲芳说情。约再过半年之后，张叔驯又来催问。这时，王荫嘉才去找周仲芳。可惜，已晚了一步。周仲芳叹曰：“因犬儿患病，手头拮据，不得已在去年将连同鎏金‘太夏真兴’在内30余枚古钱，抵押给上海中国银行，得款3000银元。由于抵押期为一年，上月已属期满，我无力赎回，不得已由银行再付我7000元大洋。这样，这批古钱已被银行没收了，你来迟了一步，不然，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商量的呢？”王荫嘉听完这一番话，懊恼不已，心情非常沉重，尤其知道这批古钱后来流入日本收藏家平尾氏之手，更有一种负罪之感。他一生中数次与收藏界人士讲这一千古憾事。（注：作者徐开扬，号静逸翁，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国家博物馆藏太夏真兴铜质鎏银
（静逸翁谈收藏[二]藏品趣闻之十八：王荫嘉收藏古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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