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全面铺开，父亲“划成富农就会过上富裕日子”的憧憬，最终成了一场噩梦。
我读四年级的那个春天，也就是1968年春节后，开学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一本小人书，前后都没有封皮，显然是哪个同学拿掉的，或者过于破旧不要的小画书。那时候见一本课外读物，如获至宝，回到家里立马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几页。大致内容是一个地主老财去菜地里偷菜，被人发现后，逃跑的途中攀援索桥过河时掉到河里的故事。不知道画书的名字，我就拿毛笔在最前面一页的半截画面上写了“坏蛋本”三个字。然后把翻卷的几页展平，小心翼翼地压在床头的被子下面，心里想着压一压，翻卷的页面可能会平整一些。
没过几天，第一节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我们今天不上课了，要去参加一个批斗会，这节课自习，一会儿听见吹哨都到院里集合。”
直到第二节上课的时候，哨响了，同学们直接在院子里集合。我们学校总共四个班，一、二、三年级没有去，只有四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和全校当天上午没有一、二、三年级授课任务的老师。排好队，由校长带着到学校西侧的大队院子里。
一进大门才发现，大队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全大队的社员都在，中间都是整整齐齐坐在地上的，也有在周围站着的。大队的院子比学校院子大得多，偏北的位置东西一排十余间新房，虽是泥墙草顶，但却有十余层砖砌根基，淮草顶，瓦接檐。房前偏西的位置是一座偌大的舞台，比学校的舞台大很多。老师和同学们都还没有找到该坐还是该站的位置，大队治保主任赖皮从办公室出来，掂着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高帽子，大步走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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